杨沫的人生像一艘巨大的潜艇。《青春之歌》和张中行只是露在水面上的两截长短桅杆，潮湿而鲜亮，岂知潜藏于水下的是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命运构成。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不仅勾勒了大轮廓，而且力求逼真立体。犄角旮旯处的迂回曲折都写出来了——甚至写了她不光彩的一面，如晚年时与比她小20岁的男秘书的暧昧关系。随着时间它们逐渐滑腻而失真，但反而令人性化的杨沫更加完整。她的一生基本属于“一个人的战争”。她没有主动伤害过别人。她本质上是一个偏于善、野性又偏执、冲动也轻信的温情主义者，只是一生缺少爱。《青春之歌》算是她的半个自传。写作于她来说，是虚荣、个人实现，更是生命的证词。
1931年她遇见张中行。她少女时代在家庭中受到了太多的冰冷和伤害——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而这个温情的学子，处事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让她感受到高雅的情趣，也给了她呵护和尊重，“在她心中简直光芒四射”。她在他那里得到了巨大的、令人晕眩的幸福。她很快怀了孕。
她既不是张爱玲式的高贵的孤独，也不具备林徽因的优越感与贵族诗情，冰心式的温婉安宁不属于她，丁玲与她同属革命作家序列，但丁玲比她更粗放豪迈。
她身上流着湖南人的血，是一位吃辣椒长大的女性，这决定了她渴求动荡和冒险，又敏感多情，有着湖南人特有的执著、生猛，平庸的生活令她窒息。“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的运动中去，即使危险从生，也乐趣无穷。”1936年，她与张中行断绝关系，与老地下党员马建民生活在一起，他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这时候她22岁，正怀着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
这个世界往往这样：当事人其时千钧一发，旁人往往无关要紧，权作笑谈。回看她的人生迂回曲折，围观处立刻伸出三五个脑袋，露出白牙齿，听房一样兴奋着。或许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上世纪的男女真是胆大妄为，恬不知耻。
老鬼这样描述他的母亲：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死盯着不放。她猜测身边的那些人是共产党，渴望与他们为伍。她每天挺着个大肚子缠着马建民要入党。她是如此真诚。她这时候想入党，原因很简单：就是觉着它好，它代表未来。
这时候的她，就是林道静。
每个人的性格与命运真是互为因果。年轻时代的经历，只是围棋盘上最初布置的几颗棋子，看似漫不经心，煞尾时却生死攸关。它们所决定的格局与大势，终会随着时间逐渐显现。她顺着它走，无法突破宿命。值得玩味的是杨沫的后来。
对马建民的个人感情中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她把对共产党人的崇拜和仰慕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上，为他罩了一层圣光。他为了安抚她，有一天对她说，党已经同意接受她，他就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这于当时只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但是多年之后，却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在“文革”中爆炸。这险些要了她的命。
1969年，马建民在政治高压下写材料，主动揭发了这个细节，说杨沫是“假党员”、“政治骗子”。当时的情形是《青春之歌》正在接受暴风雨加冰雹式的大批判，杨沫本人有心脏玻换句话说，他为了自保，出卖了她，并且知道后果。
这时候的杨沫，血液中的辣椒性终于被压榨出来了。她没有保持沉默、坐以待毙，而是反过来加倍地攻击马建民。她反驳说，她是被欺骗的。关键是，马也欺骗了党。她把他值得说而不能说的罪状，比如与邓拓的关系，等等，一一透露出来。这些都是可以置马于死地的武器。他们互相伤害，刀刀见血。这时候，他们已共同孕育三个孩子：姐姐小胖，老二青柯，最小的小波，也就是老鬼——说那些经过动荡岁月的人是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真是一点不错。相较之下，当下这些职业女性们的职场拼杀又算什么？杜拉拉生活在1966～1969年会怎么样？当下的时尚人只是热衷于语言暴力，拿着板砖，看见血迹、听个响动，岂知这些文革的遗风余韵比起从前，已经温存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