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馨在陕西粮道任上时，由于西安乃进入西藏、新疆、甘肃和四川、云南等地的交通要道，往来官员络绎不绝，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就得由当地负责接待，而张集馨因为手里的钱最多，所以大多数时候都由他埋单。凡是有官员到来，官署里就张灯结彩，每次备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的菜品里一定得有燕窝，中席的菜品里也得有海参和鱼翅。西安本不产大鱼，但上席必须得有大鱼一尾，每一尾就需制钱四五千文。其他菜品则包括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客人就会怪主人吝啬，如此一来，岂不名声大坏？况且，大家都在官场上混，保不准哪一天这客人就成为自己的同事乃至上司，岂可因一时招待疏忽，给自己的前途埋下隐患？至于饮宴之时，必然得有戏班助兴，每次需请两个戏班子对台演出。等到次日客人动身上路时，还得赶到城外相送，并馈赠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每次宴会的开支，需要二百余两，这还不算赠送的盘缠。酒局之多，以至于张集馨感叹：“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除了迎来送往外，本地的官员们也有许多相袭已久的腐败惯例：每逢年节，粮道必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道府县，以及本省内其他府县到省城办事的官员吃酒看戏。有时十天半月没有需要接待的过往官员，则又由粮道出面，邀约按察司、布政司和盐道的大小官员“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总而言之，政以贿成的另一种衍生物就是，帝国的运作几乎都在酒桌上。对于张集馨和他的同僚们来说，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就是收钱送钱。
张集馨统计他在陕西粮道任上的腐败花销，发现连同进京的炭敬在内，一年需要五万两。张集馨自承，他每年的入项为六万余两——按清制，他在这一职位，年薪为银一百零五两，米一百零五斛，加上大约十倍于此的养廉银，其所有收入也不过两千两。两相比较，相差竟然达三十倍，可见作为贪墨的陋规带来的好处，要远远高于看似廉洁的低薪。如果说低薪是海面上的冰山，那么陋规才是海水下面庞大的基座。张集馨本人，似乎也觉得这种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官场生活过于奢侈，在回朋友的信时，曾自我批评说，“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然而，“耻之”不过是一种口头的说辞，骨子里，他和这种腐败生活已经水乳交融，片刻不可分离。
与富庶的陕西相比，甘肃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地方。但即便是在积贫积弱的穷地方，官员们依旧贪腐成风：张集馨任甘肃布政使时，他的顶头上司是陕甘总督乐斌，此人粗通文墨，“公事例案，阅之不甚了了”，最大的兴趣是“听戏宴会”，“终日酣嬉淋漓，彻夜不休”。上行下效，虽然时势艰难，连军队里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也常常领不到军饷，但以总督和按察使为首的官员们却“俱尚浮靡”，“两暑笙歌，竟无虚月”。官员们聚众泥饮看戏，往往通宵达旦，秋冬春三季，兰州天气寒冷，侍候他们的仆从不得不忍饥受冻，瑟瑟立于风雪之中。张集馨感叹：“而欲不被恶名，其可得乎？”——是啊，如此腐败无人性的官员，想要不被民众痛骂，有可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