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努力克制这种神奇而又令我沮丧——可能也令所有中国人沮丧——的联想，但思维总会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一千多年前那则著名的寓言：黔之驴。在这场现实版的驴与虎的博弈中，中国充当了那头愚蠢的庞然大物，而人口与历史均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英国，则充当了狡黠而又隐忍的老虎。在从“慭慭然，莫相知”到“大骇甚恐”，到“稍近益狎”，再到因断定“技止此耳”而“断其喉，尽其肉”的不断深入中，最初把驴子视为神的老虎，终于获得了饱餐的机会。
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接触，始于明清之际。西方对中国最早的了解，来自传教士、冒险家和商人们的转述。在这些夸张的东方传说中，西方最早的中国形象近似于哈哈镜中的反射：通过这面神奇的镜子，东方的没落与专制缩小了，光辉与仁厚放大了。这个盛产瓷器、茶叶和丝绸的广大国度，得天独厚地沐浴着圣人的教化。伏尔泰为此断言：从道德层面上，西方应该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学习。莱布尼茨则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帝国，由一个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
伏尔泰和莱布尼茨都没见过的这个开明君主，就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四任皇帝：乾隆。但是，当东西方真正近距离接触后，雾里看花般的美好想象顿时被残酷的现实之手撕得粉碎。而东方中国的真相之幕，则由一个毕生与中国打交道的英国绅士揭开。
1793年9月14日，当这个英国绅士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他在位于北京一百多英里外的热河行宫，见到了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那是一个秋意深浓的早晨，这个英国孩子在一群中国官员的带领下，在黑暗中行走了四公里后，走进了灯火通明的行宫。这是一顶黄色的大帐篷，周围如众星拱月般拥挤着无数小帐篷。英国孩子进入帐篷时，看到一个精神矍烁，看上去只有六十多岁的老人端坐在龙椅上。按照此前双方经过多次艰难磋商才达成的协议，一个英国绅士向乾隆单腿下跪行礼。礼毕，英国绅士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呈给了乾隆。之后，这个孩子随同他的父亲也跟着上前行礼。当乾隆听说这个满头卷发的小洋人居然会说汉语，兴致勃勃地要小洋人说几句。于是，小洋人就用一年来在前往中国途中学会的汉语向乾隆表达了祝福和感谢。这个小洋人，就是后来成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那位率先向乾隆行礼的英国绅士，就是著名的马戛尔尼。
接见之后的日子，作为英王特使的马戛尔尼以为他的外交使命才刚刚开始。当他正准备就若干重要事务和天朝官员商讨时，天朝却一再暗示：你的朝贡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该返回你们的国家了。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尽管聪慧过人，但想必不一定会对东西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有很深刻的理解。多年以后，当他长大成人，才会明白这场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的失败外交会对地球东西端的两个大国产生多么久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