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务员的新闻总是很多。很遗憾，大多与“政事”无关，前一阵讨论是否应该“强制带薪休假”，这一阵又在讨论应该怎么着装。北京市海淀区规定，从8月1日开始，公务员穿吊带裙、凉鞋光脚上班的，将会受到教育和劝阻。8月4日，上海培训1800名新任公务员较往年增添了新内容：中外名著导读、中西文化比较、人际交往与沟通艺术、音乐欣赏等；此外即是要求被培训者不准着吊带装、“花”头发等“另类”打扮。浙江省档案系统还颁布了全系统《女公务员办公礼仪规范》。
有专家对此予以肯定，认为公务员的着装相当于一种身份标志、一种告示，旨在告诉公众，这是公务员代表国家在执法。着装跟执法怎么联系起来的，本人一时转不过弯；权且算有他的道理吧，但着装规定打的都是女公务员的主意，难道男公务员不必如此？从个人感觉看——当然不一定对，咱们百姓对公务员的“外在形式”似乎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别“门难进、脸难看”就行了。将来，公务员怎么穿，可能该讲究，但现在还没到讲究的时候。
元朝的张养浩著有《为政忠告》，是他“就其居官所得，剀切指陈，欲凡从政者知法所戒”(张元济先生语)。这本书中的一些见解，对于今天的公务员未尝没有启迪。比如开篇的“省己”条，谈的就不是福利等方面的问题，而是“命下之日，则拊心自省，有何勋阀行能，膺兹异数”；自己把自己掂量清楚了，就应该知道“苟要其廪禄，假其威权，惟济己私，靡思报国，天监伊迩，将不容汝”。因此，对吃皇粮的来说，更要把职责放在第一位；否则，“夫受人直(值)而怠其工，儋人爵而旷其事，己则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类似的话，张养浩说了许多，“戒贪”条、“察情”条、“民病如己病”条，等等。令笔者叫绝的，还是他所记载的“仕瘴”说。
众所周知，岭南地区在古代被称为瘴疠之地，到处迷漫着瘴气，也就是山林间湿热蒸发所导致的致病之气。《后汉书·南蛮传》说：“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者十必四五。”白居易有诗曰：“瘴乡得老犹为幸，岂敢伤嗟白发新。”这里面当然都有夸张的成分，但瘴气之恐怖，确实令不少人心有余悸。韩愈、刘禹锡、寇准、苏东坡，他们跟广东之所以发生密切关系，正因为瘴疠之地是放逐、贬谪他们这些官员的理想所在。因此，有些有活动能力的官员听到要去南方任职的内幕消息，要想尽办法换个地方，笔者那篇关于陈少游跑官的文字，属于发生在唐朝的一种现象。《剪灯余话》亦云：“有知己者，荐为端州(今肇庆)巡官。念瘴乡恶土，实不愿行。”当然，到了“贪冒之徒，皆欲仕宦岭南”的时代，话要另说。
张养浩记载的“仕瘴”说，正是相对于“地瘴”而言。什么是“仕瘴”呢？有这样几种表现：“急催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攻金攻木，崇饰车服，此工役之瘴；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在张养浩看来，“有一于此，无间远迩，民怨神怒，无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因此，“地之瘴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从我们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看，这一番话，今天仍有振聋发聩之效。其实，“孔子过泰山侧”而悟出的“苛政猛于虎也”，正是“仕瘴”说的先驱。
《治世余闻》载，明朝弘治皇帝继位时，刘戬以侍讲的身份“颁诏”交南(今越南)。他轻装简从，携二仆由南宁直抵其境，交南人惊为天人，因为以前的人都是坐船来，“飏樯蔽洋，贸重易奇”，假公事之便干点儿自己的买卖。《明史》亦云：“安南多宝货，后使者率从水道挟估客往以为利，交人多轻之。”刘戬结束使命时，交南王循例馈赠金珠珍玩、犀角象牙甚多，他却“一不顾即行”；交南王复令接待的大臣于路上拦截，“期必致之”，怕刘戬假惺惺。不得已，刘戬亮出了初入关时表明自己此行态度的诗句：“咫尺天威誓肃将，寸心端不愧苍苍。归装若有关南物，一任关神降百殃。”交南人终于明白了，刘戬真的不是做表面文章的那种人，于是在“益敬悚”之余，“遣陪臣入谢，表有‘廷臣清白’之语”。
寸心端不愧苍苍！这句诗，今日听来仍然铿锵有力，继续跨越时代也是完全可能的。余以为，这才是今天公务员理当把握的精髓之处，以之作为座右铭亦有必要。至于所谓着装之类，毕竟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倘若服务百姓的观念不改变，穿得再正规、再标准，又有什么用呢？
2005年8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