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旧金山的社会生活既新奇又开心，既有工作上和码头区的朋友，也有通过家人认识的朋友。罗莎莉姑妈凭着对艺术和市政的广泛兴趣，成为旧金山社区的领袖，通过她我认识了艺术家莫里斯·斯特恩，及他的太太薇拉，通过他们又认识了墨西哥艺术家科瓦鲁比亚斯，他当时正在旧金山准备参加壁画展。我到剧院观看格特鲁德·劳伦斯在《苏珊和上帝》中的演出，然后在艾伯特·本德为她举行的派对中见到了她。艾伯特是一个年岁很大的艺术收藏家，也是我姑妈的老朋友，他也成为我的朋友。正是艾伯特把他的第一架相机给了安塞尔·亚当斯——一位颇有成就的西部风光摄影师，他太太叫弗吉尼亚，两人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与后来担任约翰·迪尔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比尔·休伊特到约塞米蒂峡谷，与在那里经营照相馆的亚当斯夫妇共度新年之夜。亚当斯夫妇只有一间客房，我睡在客房里，而高大帅气的比尔睡在照相馆橱窗的小床上，他们悬挂了窗帘不让行人看到在那里睡觉的客人。
我还与简·尼兰建立了亲密关系，我从未有过如此迷人、有趣的年轻女性朋友。简是赫斯特律师的女儿，她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善于处世，而我比她圈子中的多数人都更加认真和乐于工作。我们几乎一下子就变成了朋友，并且是一生的朋友。我还从我在马迪拉的朋友琼·罗林斯那里见识了很多事情。
很多个周日，我和罗莎莉姑妈去史坦树林听音乐会和野餐。罗莎莉姑妈在这个城市的山坡上种了一片桉树林，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圆形露天剧场，里面建了一个音乐舞台，她出资在周日下午举办免费的音乐会。如果观看者感到特别开心，他们可以捐钱到小树林四周摆放的募捐箱里，姑妈往往在音乐会后留下来，数一下捐款，这是公众表达感谢的一种可计量的方式。
有趣的是，我通过父母与旧金山以外的世界保持着联系。我父亲要求我把所有的采访报道寄给他，甚至包括最无关紧要的，并敦促我继续给他写信，作为学习写作的另一种方式。也是父亲使我即时了解国内和国际政治——他特别担心德国不断加剧的反犹太主义。他帮助应对恐怖的一个方法是支持他的一个好朋友，精神病学家马里昂·肯沃西实现一项允许收养2万名难民儿童的立法计划。
与父亲对国内和国际事件的观点相比，对我个人未来更重要的是父亲对《邮报》所发生事情的评价。华盛顿的所有报纸都压缩了版面，《华盛顿时报》和《华盛顿先驱报》压缩得最多，而《邮报》最少，但是《星报》的广告版面比我们的多一倍还多。父亲对发行增长持乐观态度，他也对《邮报》在一段相对稳定的阶段后获得可观收入持乐观态度。我们的收入是117万美元，希望在增长放缓前达到125万美元。尽管我很少有时间读整份报纸，但我当时确实更喜欢《邮报》。
父亲对《邮报》的担忧无疑在1939年2月加剧了，茜茜·帕特森通过整合下午报《华盛顿时报》和早报《华盛顿先驱报》创建了一份全天报纸，尽管一开始她不得不解决她解雇人员引发的罢工威胁。母亲告诉我茜茜病倒在床，并说：“我认为她活不了很久了。”我不确定这句评论是指茜茜本人还是反映了母亲对茜茜报纸的看法。
母亲的生活一如既往，她最新的精神战利品是德威特·华莱士，《读者文摘》的所有者和她在芒特基斯科的邻居。她见到安东尼·伊登，并形容他是民主可倚靠的一线希望。像父亲一样，她努力帮助犹太儿童到巴勒斯坦，或至少离开欧洲。她忙于在妇女俱乐部作演讲，并积极呼吁反对法西斯主义。
与此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托马斯·曼仍然是母亲关注的焦点。曼敬畏她，但她感觉自己也吓到了他。有人曾问他我母亲是不是德国人，他回答说：“是的，非常典型。她是带有其他一些感觉的瓦尔基里类型的人——是瓦尔基里和朱诺的混合体。”她对这个评价感到非常高兴，她认为这应该写下来给她的孙辈看，因此我写了下来。
曼夫妇经常拜访我父母在华盛顿和芒特基斯科的家。我在1938年的一次早期拜访中见到了他，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认为他比较冷漠、无情和难以沟通，但是母亲崇拜他。她在写给我的信中说：“他是我曾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尽管父亲非常友善，基本上从不抱怨母亲的大多数男性朋友，但令他感到厌烦的是，当曼和母亲走开用德语进行讨论时，他被丢下来与曼的太太待在一起。
母亲公开地崇拜曼，但曼对母亲的崇拜却不以为然。然而，她仍然感觉自己是他喜欢的少数几个女性之一。事实上，似乎母亲的热情是一相情愿的。曼被他的传记作者之一唐纳德·普拉特形容为一个“冷酷的人”，“完全缺乏对他人的兴趣和真实感情”。据普拉特说，曼往往为自己的个人方便而利用他人。他冷血地维持与母亲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利用母亲的资源对他自己有很大帮助。
的确，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救了曼。在他们多年的友情中，母亲给予曼和他的家庭巨大的帮助。她通过翻译他的一些论文和给他的书籍写长篇评论来使美国公众更加了解他，其中有很多刊登在《邮报》上。曼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提到美国给予他的过多荣誉，但是还说，实际上他真正需要的是财务支持。母亲立即答复说：“如果我在知识方面的成绩是在你的指导下取得的，为何我拥有的所有物质资源你不可以支配呢？”她立即采取行动。她帮助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找到一份学术职位——使他承担很少工作并给予他时间写作的职位，又让自己当董事的国会图书馆聘请曼当“德国文学顾问”，每年的薪水为4 800美元。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殷勤周到的做法，包括帮助他的一些孩子获得护照。
普拉特描述我母亲希望成为曼生活的一大部分，因此她也成为他的一个负担和刺激物。曼一次写信说，他觉得“有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欲望，想告诉这个压迫我的女人我的想法”——而他后来似乎确实在写给母亲的一封直言不讳的信中这么做了，并说他真诚和小心地“侍奉”着他们的友谊：就是侍奉这个词。多年来我向你奉献了比世界上其他关系更多的思想、能量和伏案工作。我已经让你参与了我的内部和外部生活。你来拜访时，我花几个小时为你大声朗读别人都没有见到的新作品。我已经对你的爱国和社会活动表现出最真诚的羡慕。但是一切都不对，你没有满足……你总是希望我能改变我自己。你缺少幽默感或尊重，或是判断力，来把我当成我自己。你希望教育、控制、改造、挽救我……他们之间的关系，像母亲所有的关系一样，显然十分复杂。
我自己的信主要包括三个主题：对欧洲即将来临的战争感到痛苦，我的工作以及我的消遣。无论我如何沉浸于后两者，我都很难忘记交织在一起的欧洲战事，尽管欧洲到加利福尼亚似乎比到东海岸远得多。一天早上，听过希特勒的一篇演讲，我写下这样的话：“听着广播里的声音多少有点像误入了动物园——被吼叫不时打断的刺耳的声音听起来像一群疯狂的动物”。国外的形势变得越严峻，我越觉得努力了解这场游戏十分重要。尽管我不认为自己或者任何人可以改变它，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不尽我所能就会疯掉。
劳工报道结束后，我期待着再次写作。由于我在芝加哥时生活是高度理论化的，因此感到作为采访助手的例行活动非常有趣。现在我准备开始成为一名记者。一开始，我报道伤感故事——一个小女孩儿的圣诞树烧掉了，《旧金山新闻报》给她送去礼物；一起跳金门桥的自杀事件；采访一个因丈夫不再爱自己而一时气愤试图掐死自己孩子的妇女。
旧金山的报纸都在报道一条来自欧洲的新闻——一个漂亮的金发女人被强奸和谋杀的案件。涉足犯罪报道的机会来了，但我却被指派与一名摄像师去报道一起乏味的事件：一辆垃圾车在城市垃圾站倾倒垃圾时出现一具尸体，是一个已经至少死去一周的男性。我的祷告起效了——我们到达前殡仪员已经把尸体运走了，让我有幸没有看到恐怖的场景。而另外一名记者报道了一个被残忍杀害的女性，她的乳房被切除，躯干上被人用她的口红写着“亲爱的，我爱你”。我母亲对我的工作感到同情，为我要面对这些丑恶的事情而悲叹。母亲以她独特的风格建议我运用叔本华的客观性法则：让意志失常，直到你感觉既不憎恨也不害怕。
我在工作上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认为自己对写作新闻报道的艺术加深了理解，然而，即使当我感到自己在速度和效率方面已经有很大进步时，要想达到理想的高度似乎仍然非常遥远。
我怕别人比我抢先登出独家新闻，还担心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背景，我可能无法留下来，但是回想起来，第一天我一个小时才采写了三行字，而如今一天能写出两篇专栏文章，以及每周一篇的教会专栏，我感到备受鼓舞。
1939年春天，我父亲来访，并提醒我，我曾说过会回到《邮报》工作。事实上，他来得正是时候。《旧金山新闻报》已陷入另一个经济困难期，显然，有人要离开，而年轻的我是很可能的人选。因此我答应父亲回到华盛顿，并非不情愿，但带着错综复杂的感情和某种失落感。我热爱在旧金山度过的这几个月，它是我人生中少有的时光。
1939年4月24日，我的照片出现在《时代》杂志的人物版上，并配以简单的介绍：“21岁的凯瑟琳·迈耶，发行人尤金·迈耶的女儿，将掌管她父亲的《邮报》的‘读者来信’栏目，每周薪酬25美元。她父亲迈耶说：‘如果干得不好，我们会开了她。’”我在旧金山的一些朋友，以卡格尔为首，把剪下的杂志寄给我，并写了一张纸条：“加利福尼亚没有如果。回来找我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