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业后待在家中，父亲建议我跟随他去加利福尼亚，那是他年轻时生活的地方。我对家族在加州的分支机构了解甚少，但我很快爱上了它们以及美丽的旧金山、那里的人们，城市的感觉，以及那儿的友好和不拘礼节。很快我就想，在如此适宜的气氛和美丽的环境中工作该有多好，因此我决心争取留下来。我告诉父亲，如果他帮助我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我会收起自尊，放弃我先前在芝加哥找的一份工作。
旧金山当时有4份报纸。上午发行的《旧金山纪事报》可能是最受尊敬的声音。与之竞争的是赫斯特的《洛杉矶观察家报》，是当时仍然充满活力的赫斯特王国最好和最强的报纸。两份下午发行的报纸是典型的、旧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路边小报，有巨大的头条标题，滞后的故事，比早报有更多有关性和犯罪的报道。我父亲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在《旧金山新闻报》给我找了一份两个月的工作。我们的竞争者是赫斯特的另一份下午发行的报纸《旧金山呼声报》。
我很惊讶父亲没有向他在《旧金山纪事报》的朋友求助，那是一份更为人知和更为传统的报纸。但是事实证明，到《旧金山新闻报》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它是一份不那么正式、人手不多、热闹、进取、有趣的下午报——是初学者的理想之地，因为它给了我在更为规范、有序的环境中无法得到的机会。但是事情并不都这么快乐地开场。我在这座城市里没有熟人，更糟的是不知道这份工作的要领，既没干过很多打字的活儿，当然也没作过多少采访报道。我不了解这座城市，也不知道该如何了解它，所有的事似乎都突然不可战胜。我坐在桌子旁，满怀对失败的担心，在开始工作前感到迷惑同时充满挫折感。
父亲逗留了几天，一天晚上我走到他的房间，哭着告诉他，我担心自己撑不住，我感到没有能力做这份工作，对这份报纸起不到什么作用，当然也不配得到每周21美元的薪水，我想和他一起回家。父亲仅仅说，每个人都必须去学习，或许我应考虑一段时间再决定放弃，尽管那时我不配得到每周21美元的薪水，但今后我的价值会大得多，因为我会逐渐学会现在没勇气去学的东西。我不确定是什么说服了我，但我同意留下来，反正我随时可以放弃。
就在我哭着闹着要离开的一个月后，我的新生活变得有趣起来。到8月中旬，我开始感到进步多于倒退。我感到雄心勃勃，对前程看得更远了。我认识到不仅《旧金山新闻报》，连旧金山这座城市对我来说都是开始工作的一个好地方，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与报业巨头有关系，而且即使有些人知道，他们也不关心。事实上，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邮报》，而且我怀疑一些人根本没听说过华盛顿。
在工作上，我学习写或改写通过电话传来的消息。我写新闻的用时仍然很长，但严苛的编辑们对我的新闻稿修改得越来越少。我还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如找一些人拍照片。我甚至报道了酒保联合会会议。我的第一份重要任务是某个编辑安排的。妇女基督教节制联合会在城里举行集会，这位编辑建议我用一个简单的提议把一些代表引到酒吧，让她们看看她们正在抱怨的罪行，并以此写篇文章。我按时完成了任务，并写了文章。
工作没多久，我在报社的邻桌、《旧金山新闻报》经验丰富的劳工报道记者鲍勃·埃利科特靠过来说，他听说我对劳工报道感兴趣，问我是否愿意做他的“采访助手”，协助他完成两个重大问题的报道，一个是仓库工人联合会可能会罢工，从而使码头区的矛盾冲突不断上升；另一个是零售商店职工威胁反对城市百货商店。我高兴地同意了，于是开始与相关的许多重要人物在旧金山码头区相处了几周，写了一篇长篇报道。
就在我开始对罢工进行采访时，负责装卸船的港口工人，和负责将从港口运来的货品储藏在仓库以及随后搬走的仓库工人组成了一个大的联合会ILWU，即国际港口工人和仓库工人联合会。来自所有企业的供应商厌倦了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垮并且被这个日益强大的联合会所分裂，于是走到一起决定通过把ILWU排除在外来运用他们的联合阵线，这样他们才能为整个码头区事件达成一项权威的协议。
当罢工在伍尔沃思仓库发生时，供应商协会开来一辆货车，货是由非联合会人员装上的，并下令卸货。这辆车被称为“热车”（意思是一辆由破坏罢工者装载的铁路货物运输车），它在码头区每个仓库停下来要求卸货，而联合会成员拒绝工作。
作为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我的工作之一是跟着“热车”沿码头区行进，观察货车卸货的每一个仓库和随后停工的情况，并向埃利科特报告。太平洋海岸劳工局由一群激进的经济学家和职业调和者组成，领导人是亨利·梅尔尼科夫。最能干、最坚决和最有魅力的成员之一是萨姆·卡格尔，他是ILWU非常成功的谈判家，但对媒体人员没有好感。但是，对我来说幸运的是，在所有报道此事的报纸中，他对《旧金山新闻报》的厌恶不那么强烈，他认为在所有公开反对联合会的媒体中，它是最公正的。
ILWU的领导人是哈里·布里奇斯，一位激进的澳大利亚移民，曾于1934年领导过港口工人大罢工。仓库工人的领导者是另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尤金·巴顿，来自于码头区的一个大家族，全家人都在那里生活，依靠船业或港口维持生计。众所周知，巴顿，昵称帕特，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尽管学历不高，但他聪明、风趣、直觉敏锐，是一个勇敢和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
每一位罢工的领导者都说，我可以像在家一样待在他们的办公室，并说如果事情有进展，他们会告知我。每天傍晚他们都会聚在一起交换信息，通常在萨克拉门托街角的一个酒吧里，我也开始参加。我同卡格尔、巴顿和布里奇斯在距离不到3个街区的20多家狭小、黑暗的酒吧中的一家度过许多时光。我们通常要加啤酒的威士忌，每杯25美分，买二送一，这对一个21岁的女孩儿来说很容易喝醉。
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事实上，我现在认识到，帕特和我不仅仅是朋友，他还是我早年的一段罗曼史。我们真的很喜欢对方，他不仅聪明而且帅气。但我们认识几周后，我知道他结婚了，我还发现他存在严重的酗酒问题。他的勇气和非凡的领导能力在“二战”时期表现出来。在阿登战役中，所有军官阵亡后，他负责指挥，于是他被从士兵提拔为军官。不幸的是，战后他生活艰辛但仍然酗酒，最终从金门大桥跳下去自杀了。
我特别留意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劳工领导人们只把我看做《旧金山新闻报》的记者，直到我在该报的实习期满。巴顿提到未来的计划，我说自己不一定会待在那里。他说：“他们为什么要解雇你？”我回答说，并非如此，然后告诉他们，按照我父亲的要求，我只受雇两个月，父亲是美国东部的一位发行人。当然，他们想知道我父亲是谁，是哪份报纸的老板。当我告诉他们时，他们一时惊诧不已，但都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们依然照常交往。
让他们知道我与《邮报》的联系是明智的，因为后来，梅尔尼科夫——一个毫无幽默感和多疑的人物告诉他们：“小心点，我们中间有个间谍。”不知何故他发现了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因此怀疑我是资本家的间谍。由于我已经承认，我的伙伴们可以笑着说：“是的，没错，我们知道她是谁。”
我的新朋友在报社是公开的，尽管我们的夜间活动范围很可能不为人所知。我努力做得正大光明，我告知报社和家人，自己在报道中尽力保持公正。这种行为如今是不能被容忍的：我不应与冲突一方过度密切，无论我的新朋友对报纸有多大的作用。
罢工结束后，我被指定全力以赴报道从报纸的角度来说是一场更加重要的冲突——零售商店职员大罢工。与旧金山所有劳工冲突一样，这次罢工持续的时间长而且激烈，对社区的经济繁荣造成了破坏。此时，我在报社工作两个月的时间到了，但我依然兴奋，非常希望能够继续留在这里。但是情况变得复杂，原因是零售商店职员大罢工引起了报界的经济紧缩。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就下一步应怎么做征求他的意见。他很快作出回应，打电话给我老板，感谢他过去几周对我的帮助，并让他可以轻松地决定此事。令人高兴的是，我的老板说他希望我留下，我工作很出色，他们愿意把我永远留下来，而我值得让父亲感到骄傲。父亲说从那时起我要自己待在那里了，我决定留在那里直到我认为报酬开始递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