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去看她，把她那个桶拿走，再把桶里血污的破布一一洗干净。我忘不了每当我弯下腰去拿那个桶的时候所闻到的刺鼻的恶臭，即使是把头转到一旁也无法躲避。然而，能把自己的一份爱送给病患中的难友，让我感到莫大的欣慰；这个可怜女人对我的感激之情更是我百倍珍惜的最大回报。不过，我并不知道她后来是否熬过了集中营里艰难的岁月。
六号集中营的女人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我们中间有一群修女。其中的一些人是我非常熟悉的，比如我过去的老师雷迪西亚修女，还有其他几位来自安巴拉哇女修道院的修女。在集中营里，这些修女们依旧坚持着她们的生活习惯——始终穿着白色的长袍。不仅如此，她们身上的长袍还始终保持着相对的洁净，天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在集中营的那几年里，只要我们在营区里看到白色长袍移动着的身影，就会感到希望、增强我们活下去的决心。她们在自己居住的那所营房里设立了一个小小的“修道院”，每次我从这个修道院附近经过的时候，都能听到她们一起祈祷的声音，也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够加入到她们的行列之中。
这些修女们都是勤奋工作、乐于助人并且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精神的人，在集中营这个充满苦难和绝望的世界里，她们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自从步入修道院大门的那一刻起，她们就已经立下了誓言，终身只过清贫的生活，所以她们本来就是一贫如洗的穷人——她们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自己的”私人财物，也没有丈夫需要牵挂，更没有孩子需要保护和活下去，但是，她们却把自己全部的爱和精力奉献给了集中营里的其他妇女和孩子们。她们是我们的无价之宝，也是所有囚犯中唯一受到日本人尊重的人——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也穿着统一的制服吧。
在我们这个集中营里，也关押着几位老年男人，他们都是因为年事已高才获准住在妇女集中营里的。其中一位就是迪得里希神父，天主耶稣会的教士，原来供职于安巴拉哇的教区教堂。我们都很热爱迪得里希神父，每当他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一种安全感，精神为之一振。他长着一双最为仁慈的眼睛和一张最为善良的面庞，和蔼可亲，有求必应。他同修女们一样，始终穿着自己的那件教士长袍。由于集中营里缺少肥皂，所以他的白色长袍看上去已经肮脏不堪，尤其是衣领的部分。
自从来到安巴拉哇集中营以后，迪得里希神父就再也没有了举行弥撒所必需的两样东西——圣饼和葡萄酒，所以他不能为我们举行弥撒。为此，他一直深感痛心。有一天，迪得里希神父突然听到了从集中营围墙外传来的一个男孩子的声音，他立刻就听出了这个孩子是他过去在教堂里的圣坛仪式助手，一个印度尼西亚人。迪得里希神父立即走到墙根前，把耳朵贴在墙壁上低声问道：“阿坦，是你吗？”“是我啊，神父，我是阿坦。”男孩回答说。于是，神父继续道：“阿坦，请你仔细听着，你能不能到神器收藏室里找一些圣饼和葡萄酒，再想办法偷偷地送进集中营里给我？”围墙外立刻传来了男孩的回答：“当然能啊，我保证做到！”这个曾经在教区教堂担任过圣坛仪式助手的男孩子，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存放圣饼和葡萄酒的准确位置。
就这样，在他们的精心安排下，一小包圣饼和一些葡萄酒终于通过集中营围墙上的一个洞偷偷地送了进来。一切都是在深夜里进行的，就在值夜班的守卫刚刚巡逻一遍离开之后的那一瞬间。迪得里希神父一收到这个小小的包裹就高兴得如获至宝，兴奋地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可以举行弥撒仪式了。为了不被日本守卫发现，举行弥撒的时间选定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教徒们分成几个小组，先后秘密地参加了这个在集中营里举行的最特殊的弥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