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搭校车，是因为母亲不敢让我独自上路。我们一年到头都被人威胁，有些刊登在报纸上，有些是其他人转来的传单或小纸条。母亲很担心我，但塔利班分子从来没有特别针对过小女孩，相对而言，我更担心他们会针对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总是发表反对他们的言论。去年8月，我父亲的好友，也是他抗争暴权的同盟扎西德?汗在去祈祷的路上脸部中枪。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劝我父亲：“小心点，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
我们家门口的街道狭窄，校车无法开进去，所以我每次都在小溪边下车，穿过一道上锁的铁栅门，然后再走一段阶梯，才能到家。我总觉得要是有人攻击我，一定是在阶梯上。和我父亲一样，我总是爱幻想。有时候在课堂上，我的心思就会不知不觉地飘走。我想象在回家的路上，有人从台阶上跳出来朝我开枪。我想象自己的反应：也许我会脱下鞋子，朝他扔过去；但我又觉得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就和恐怖分子没有什么区别。最好还是向他祈求好了。“好吧，如果你想开枪就开吧。不过，在此之前，请先听我说几句话。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不是针对你，我只是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去上学而已。”
我并不害怕，但我也开始在每晚临睡前检查门锁好了没有，而且也开始向真主祷告，询问人死后会怎样。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无话不谈。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从小学开始就是好朋友。我们分享彼此的一切，比如贾斯汀?比伯的歌、电影《暮光之城》，还有最好的亮肤面霜。莫妮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时尚设计师，但她知道她的家人绝对不会同意，所以她告诉别人说她想成为一名医生。在我们的社会里，女孩们即便能外出工作，也很少能从事除医生或教师以外的职业。而我却不同，我从未隐瞒自己想当医生，或想当发明家或政治家的念头。莫妮巴似乎总能未卜先知，可我总是安慰她：“别担心!塔利班从没有针对过一个小女孩!”
当校车来的时候，我们跑下楼梯。其他女孩在出门之前，都会把面纱蒙好，然后爬上校车的后方。那是一辆白色的丰田之花卡车，车厢里平行摆放着三条长椅，两条在车的两侧，一条在车中央。那天，车上挤着二十个女生和三个老师。我坐在左侧，莫妮巴和另外一个低一年级的女孩夏希雅?拉姆赞，分别坐在我的两边。当时，我们怀里抱着考试资料，书包放在脚旁。
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我都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当时车里的空气又热又黏，与往年比，天气凉得晚，只有遥远的兴都库什山顶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车子座位后面没有窗户，两边盖着厚厚的塑料布，时不时会被风吹开一溜小缝。塑料布黄黄的，上面满是尘土，没法看到外面。我们只能从车厢后面看见一线蓝天的痕迹和一抹太阳。那天的太阳就像是个黄色球体，飘浮在漫天风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