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解放前，我是国民党罗广文兵团下属一○八军二四一师代师长。军长李维勋想把兵再往西带，我和其余两个师长都反对，部队再拖就垮了，没有人还想继续打仗。我的兵大多是四川兵，打日军都很凶，但打中国人，不行！1949年12月25日，我率部跟随罗广文兵团起义。
1950年1月1日，罗广文特别任命我为联络官，代表兵团去成都的解放军司令部向贺龙司令员报到。贺龙在会议室开会，里面人很多，我忽然看见这些人里就有我五弟马识途，他已成为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马识途也看到了我，惊喜地和我打招呼。自1941年忠县一别已是八年，我们兄弟就这样重逢了。他带我和贺龙、李井泉、周士第见面。我简要地陈述来意。第二天，我随同罗广文来到兵团部，贺龙接见了他。中午，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第设宴，马识途作陪，招待罗广文和我。周士第委任我为解放军十八兵团设在成都的联络处长，专门负责对罗兵团联络事宜。第三天，三十多名解放军参谋人员到安德接收起义部队，进行整编，我仍为二四一师师长。按照规定给愿离去部队的起义人员发放遣散费，这项遣散费应由解放军于整编时发放，但罗广文请示贺龙，说有一笔钱可以作为遣散费。因为起义前蒋介石为鼓励罗广文兵团作战，发给黄金一千两，我们三个师长反对西逃，这一千两黄金就没有动用。起义后，罗广文建议这笔钱作为遣散费，得到贺龙的批准。
1950年1月4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周士第兼任市长。1月15日，成都市商会实行军事管制。周士第从马识途处知道我在大学是学经济的，在成都供职和生活时间较长，认识一些工商界知名人士，于是调我到成都军管会工商处，派我到成都市商会，担任军代表助理。军代表由工商处副处长金力声兼任。同时还派来一位姓姜的助理员，我们一同搬到商会办公。我从此脱下战袍，和商人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