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在《人民公敌蒋介石》中，称颂毛泽东为“伟大的中国英雄”“中国人民舵手”“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人民战略家”……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里亥大学R.F.怀利在所著《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一书中，曾对陈伯达的理论研究作如下评价：
延安时期，陈伯达主要从事理论研究、政治宣传和毛泽东报告的拟订工作，他和毛泽东一起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他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毛泽东的思想，歌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重要作用。陈伯达是“毛泽东神话”的始作俑者。无论是在毛泽东同中国共产党党内亲苏分子的权力斗争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理论斗争中，陈伯达始终是一位关键人物。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把毛泽东思想提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理论指导的过程中，陈伯达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最终表达）正式写进党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理论和行动指南。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陈伯达升迁如此之快，可见他的贡献是相当大的。他是一位为毛泽东服务的党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
1948年底，陈伯达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院长，而当时的正院长则是刘少奇。
也就在1948年，陈伯达第二次结合的家庭，又发生离异。
据云，起因是余文菲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定为“特嫌”（即“特务嫌疑”），受到莫大的刺激，精神一度失常。
当时，余文菲在延安中央党校工作。
后来，经过以马洪为组长的复查小组的仔细调查，确认这是冤案，为余文菲平反。
余文菲虽然平反，但是心灵毕竟受到很大的创伤，落下病根，从此性情变得烦躁，三天两头与陈伯达吵架。
到了西柏坡，陈伯达再也无法与余文菲共同生活。于是，由余文菲提出，经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由安子文为他们办理离婚手续。这样，陈伯达和余文菲短暂的五年夫妻关系便结束了。
离婚之后，余文菲在1948年被调到东北工作。不久，她又到北京贝满女中教书。几个月后，余文菲被分配到武汉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不久，中南局迁往广州，余文菲不愿离开武汉——她的少年时代在那里度过，武汉成了她的第二故乡。这样，她便一直在武汉医学院（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过着孤单的生活。
陈晓农从小生活在陈伯达身边。陈晓农记得，直至1958年，12岁的他独自坐火车从北京来到武汉，日夜思念儿子的余文菲欣喜若狂。在陈晓农印象中，母亲余文菲的病仍未好，常常显得有点呆滞。他在母亲身边住了半个月，又回北京去了。
此后，陈晓农几次趁暑假从北京去武汉看望母亲。
在陈伯达倒台后，有关部门告诫在石家庄的陈晓农，不许离开石家庄，也不许与任何亲属联系。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母子之间重新恢复联系。后来，余文菲从武汉调往河北石家庄，陈晓农陪伴她度着晚年。
但是，在陈伯达获得保外就医之后，公安部门希望陈晓农能够迁往北京照料年迈的陈伯达。
这样，陈晓农到了北京，但是又常到石家庄去照料余文菲的生活，只是住不了几天，又得回北京，因为陈伯达需要陈晓农照料。
在陈伯达去世之后五年——1994年8月21日——余文菲病逝于武汉。当天夜里，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领导给陈晓农发来电报。当时，陈晓农正在病中，无法从北京前往武汉为母亲料理后事。8月24日，武汉同济医科大学以及余文菲在武汉的亲属，为余文菲举行了追悼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