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
今非昔比，17年前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时候，全党不过4万多名党员。如今，已拥有120万党员了。
6月9日，大会进入高潮——选举中共中央委员。陈伯达的名字，第一次列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之中。
据陈伯达自云：“在提出候选名单后，我曾经找任弼时同志，请求不要选我。”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相当精练，选出的正式委员44名、候补委员33名。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不是按姓氏笔画，而是按选票多寡排列的，陈伯达名列第三，即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
对于陈伯达来说，进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之列，意味着他从此正式进入中共高层领导。
于光远在1998年6月发表的回忆陈伯达的文章，论及陈伯达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是如何“出乎意料之外”：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出乎意料之外，陈伯达被选上了中央候补委员。“七大”选举的中央委员只有44名，大都是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开创者。候补中央委员，只有33人。候补委员的政治分量也很不轻。在候补委员中陈伯达排在第三名。在他之前是廖承志和王稼祥，排在他之后是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王稼祥在“七大”之前是政治局委员，有很高的地位，现在降到候补中委的地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都懂得要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来看干部。陈伯达一下子提得这么高，一定是站在了正确路线上。
总之，到那个时候，陈伯达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相当高大。除了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他一贯站在正确立场上，还有一条便是他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在77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除他之外似乎没有第二个人。
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在总纲中确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陈伯达读着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忽然产生了“灵感”。那是毛泽东论述袁世凯的一段话：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
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么？……
写过《论谭嗣同》的陈伯达，熟悉袁世凯其人其事。他想，能不能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加以发挥，写一本“论袁世凯”之类的书呢？
他试探地问毛泽东。毛泽东笑道：“可以嘛，蒋介石就是袁世凯！”
于是，陈伯达埋头于收集有关袁世凯的资料，查阅了白蕉编著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谢彬著《民国政党史》《黄远生遗著》、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等书，开始着手写作。
据陈伯达回忆，这本名为《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书是1945年9月在延安写成的。当时，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写完了，他没有拿出去发表，他要等毛泽东回来审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