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在延安举行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一次讲座，毛泽东差不多都去听。
毛泽东一去，许多人也跟着去。虽然陈伯达的话难懂，听久了，也慢慢听惯了。这些课，陈伯达过去在北平讲过，如今加了些新的内容、新的见解。
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有了名声。
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了这个学术团体的头面人物，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
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恭恭敬敬给毛泽东送去，请求指正。
这时的毛泽东，已从五次反“围剿”的战乱之中，已从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羁旅之中解脱出来，在相对安定的延安窑洞里，不断著述，写出《实践论》，写出《矛盾论》，写出《论持久战》，写出《基础战本》（这本书未收入《毛泽东选集》）……他正处于一生的著作高峰期，显得非常勤勉，思维活跃，正在探索着一系列的理论问题。
陈伯达的《墨子哲学思想》引起毛泽东很大兴趣。他很细致地读完，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一信。毛泽东的书信通常很短，一二百字而已。这次破例，给陈伯达写了很长的复信，全文如下：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2月1日夜
（一）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出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是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