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烟台条约》也绝不是一份平等的条约，它只单方面予以英国权益，而中国没有对等地获得相同权益。但这次谈判，本来就不是在和平、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而是带有对中国的惩罚性质。由于美国、俄国、德国、法国均不满意英国单方面行动，这个条约，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才获英国政府批准。
条约签订之后，等了一年多的郭嵩焘，终天在十月十七日由上海起程，登上了前往英国的轮船，出任驻英使节。这是中国第一个派驻国外的外交使团，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表明中国愿意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愿意按照国际惯例行事。从文化上看，也就是不再坚持“用夏变夷”的主张了。当时许钤身已改派为出使日本钦差大臣，郭嵩焘提名刑部员外郎刘锡鸿顶了许钤身的位置，充当赴英副使。这个人，后来为郭嵩焘造成了巨大的麻烦，甚至让李鸿章差点阴沟翻船。
对李鸿章处理这次危机的手法，美国历史学家在1910年完成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李鸿章身上，中国找到了一个政治家，因为他看出他的国家的实际需要，并且，只要他能够保全一位同僚免于受辱，同时又能够放手谈判的话，他是敢极大胆地放弃一些自尊的小节的；在芝罘（烟台），他做过了没有一个中国大臣以前曾经做过的事，就是以后也很少有这样做的——他负起责任，并且甘冒汉人和满人的不可调和的批评的仇视。
李鸿章对这份条约，大致还算满意。条约签订一个月后，他给丁宝桢的信中，乐观地说：“人第见添开口岸，滇蜀驻员，谓通商之患将无底止。不知中土门户早已洞开，即添数口，利害各半……幸将前请觐见及王公往来、土货准华洋商人领单免厘各节，概行抹去，于国体、饷源尚无甚窒碍。从此妥为驾驭，二十年内或不至生事耳。”
李鸿章希望用条约换来二十年太平日子，让中国有一个和平发展的机会。如果真有这二十年，中国可以做些什么？李鸿章已做出了展望：
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之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抵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
但是，历史会给他二十年太平日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