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很羡慕朱师辙的归宿。在1951年送别朱氏择居杭州的诗作中，便与对方有如此相约——“他年上冢之江畔（寅恪先茔在六和塔后牌坊山），更和新诗结后缘”。两年后，陈寅恪咏《次韵和朱少滨癸巳杭州端午之作》，诗中有后来被人引用得比较多的一联：“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唐真合是吾乡。”陈寅恪最后有在杭州归终的打算，恐怕与朱师辙卜居杭州后有一个安逸的余生很有关系。
朱师辙与杜国庠的友谊，还使晚年的陈寅恪第一次接触到一位有着高风亮节的优秀共产党人。1950年8月，由杜国庠主持的中国历史学会广州分会成立，陈寅恪应邀担任该会委员。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术机构中担任职务。从此，在陈寅恪晚年的生涯里多了一段与杜国庠“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的交往。这是后话。
朱师辙受“礼遇”，有很特殊的历史原因。尊老，一向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份独特的文化情结。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风云中，才有如此反差的一种现象：绝大多数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需要不断地“改造”，但少数历经数朝的名士与元老，却一直备受照顾礼遇。典型者有马一涪章士钊等。可惜，此际年仅六十余岁的陈寅恪，尚未有资格进入受尊敬礼遇的元老行列。这已注定晚年陈寅恪只能是一个总在现实中活着的人。
新旧时代的交替，表面上看似乎没有给陈寅恪带来太大的影响，即使“人人过关”的思想改造运动，似乎也远离于他。这一点命运很照顾他。自从他的眼睛失明后，他在清华园便形成了这样的习惯，除了上课，他基本上不参加学校的其他活动。陈序经很了解陈寅恪，将他这个习惯延续到岭南大学。所以，五十年代初同样在岭南大学很时兴的政治学习、民主生活会一类的活动，陈寅恪一般都不参加。
在这段政治威力已开始显示的岁月里，陈寅恪仿佛能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但政治斗争的无情，在陈寅恪的心头投下了浓厚的阴影。陈序经的命运已预示着陈寅恪未来的命运。在1958年的一次会议上，冼玉清一段不长的插话，为后人了解陈序经在1952年那场斗争中如何受辱留下了一缕痕迹。冼玉清说，“群众说陈序经是美帝分子，斗他时斗到他流眼泪。我认为应实事求是，诬陷人不好”。在流泪的陈序经的身后，无疑站立着流泪的陈寅恽冼玉清等人。1955年“肃反运动”期间，中山大学一些人捏造所谓“有一个岭南（大学）小集团，企图夺取中山大学领导权”，要陈序经坦白如何“笼络岭南老教授，阴谋复辟”等事。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陈寅恪多次被勒令交代“与陈序经的关系”。
唇亡而齿寒。在1952年的秋天，陈寅恪当为流泪的陈序经而伤！一年后，陈寅恪饱含伤逝之感撰《论再生缘》，其情感的积淀，可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1952年初冬，陈寅恪转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系主任是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时的学生刘节。其时陈寅恪南迁已近四年，生命正向晚年最灿烂的著述高峰期逼近，滚动的生命岩浆即将喷薄而出。
在这个再度辉煌的前夕，历史让六十二岁的陈寅恪，再作了一次很丰厚的积蓄与准备！
第二个女性出现了。
以后的事实证明，没有这份积蓄与准备，陈寅恪晚年的著述，也许将是无法想象的另一种样子。黄萱，一个很普通但有着不同寻常身世的家庭妇女，很偶然地闯入了陈寅恪独特的世界。陈寅恪以其深刻的阅历，马上感觉出这是一个在自己余生中可遇不可求的重要合作者。陈寅恪的眼光没有错。陈、黄两人写下了人文意义上的一段感人的人生。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令人并不愉快的事需要补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