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从1949年至1952年，陈寅恪先后完成《论韩愈》、《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等十篇新论文，以上三篇尤为史界推崇。在这三年间，陈寅恪先后完成及分别刊行的论文超过十万字。其文思泉涌，见解精妙，笔力尤勤，论史以抒通古今之慨，这些都为后人理解岭南大学期间陈寅恪的生命形态留下了无穷的余韵。
带着浓浓的人情味，有两个女性在陈寅恪晚年的生涯中先后出现了。很难说南粤的风土人情影响了陈寅恪什么，但陈寅恪在晚年两部最重要的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所表现出来的更重感情、笔端时常流露细腻的情感痕迹，也即在文史方面多了许多“文”的倾向，与他一贯的治史风格是略有变化的。
这是一段很值得追溯的人生交往。
第一位女性名叫冼玉清，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这位自号“碧琅玕馆主”的奇女子，堪称二十世纪广东不可多得的女学者与女诗人。
她对岭南历史、风物、史志文物的发掘与整理，数百年间岭南巾帼无人能出其右。
冼玉清二十年代已有诗名，著有《碧琅玕馆诗稿》，深为黄晦闻、柳亚子等赞赏。她在二十年代末赴京进修兼游览的日子里，得识当年京华学界的名士贤达陈垣、马衡等人。马衡曾力邀冼留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学，终因岭大钟荣光校长“劝冼服务桑梓”而未能成行。今天已无法考知冼玉清如何认识郑孝胥及陈三立（散原）等人。郑、陈两人阅读了《碧琅玕馆诗稿》后，分别给予很高的评价。陈三立的评语为“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陈三立显然激赏这位女诗人，亲笔为冼玉清的书斋“碧琅玕馆”题写一匾。冼玉清视此匾为毕生珍藏，无论迁居何处，总是高悬于居所正中。陈三立为陈寅恪之父，早年以晚清“四公子”之一闻名，晚岁以诗文著称，有“吏部诗文满海内”之誉。二十多年后，在1956年的旧历正月初一，陈寅恪赠与冼玉清一副由他撰写、唐筼手书的春联，联云“春风桃李红争放，仙馆琅玕碧换新”。此联一直被认为是陈寅恪心情舒畅之作，但更深一层的典故则知之者甚少。冼玉清出生于1895年，比陈寅恪小五岁，却有幸成为陈氏父子两代之高谊友朋。陈氏父子在近世中国堪称一代诗家与一代史家，两代人先后为一人题匾写联，如此异性知音，不知在陈三立父子交友史上是否有第二例？
这位一直被世俗社会视为“怪”的女性，终生不曾婚嫁。她二十三岁进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求学，随后升入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前后在岭南大学读书、任教共三十四年。在二十年代她便以一段肺腑之言而惊世骇俗：“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立志终身从事教育，牺牲个人幸福，以为人群谋幸福。”说这话时冼玉清尚年轻，但已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陈寅恪一家的到来，给时年已五十五岁的女教授带来了觅到知音的快慰。亲人般的相互照顾与关怀，无论是对大半辈子孑然一身的冼玉清来说，还是对惯于漂泊的陈寅恪一家而言，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人生暖意。
南方的温情，更容易体现在饮食上。陈家主妇唐筼见冼玉清一人过日子很清冷，每有美食佳肴，常请冼过来分享或派人送上门去。冼玉清有好东西也往陈府送。冼氏的送礼方式体现了典型的岭南民风，喜欢讲“意头”（吉祥意），多取双数，所有礼物的数目、品种，都很工整地写在礼单上，一目了然。出身于世家的唐筼很喜好这类交往。唐筼这种喜欢排场的世家派头曾被人作为“陈府动态”向广东省委有关方面反映。这位善良的家庭妇女亦因此而在有关档案中留下了“爱慕虚荣”这么一个形象。这是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