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说，宋江这种人格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一种叫作“宋江”的病毒，潜伏在一心一意想要出人头地、梦想荣华富贵的中国男人身上，随时可能爆发，以各种不同的名义。这种人自我厌恶，同时厌恶别人。某种接近“厌女症”的行为在他们那里是天长日久准备着敬献给皇帝的一份大礼，不和妻子上床，是为了每天给皇帝保留一个“处女”之身，准备一份忠心，潜意识中以为这样就有了更多的被召进宫的机会。他们自我谋杀，同时谋杀别人——客观地说，不是他们对自己的女人不好，而是他们对自己不好，他们不给自己留下生命和生活的空间，于是离他们最近的那个女人倒了大霉，和这样的男人根本不可能构成私人空间，他们的一切都是随时准备贡献出去的。他们自我压抑，也压抑别人；自我阉割，也阉割别人。对于女人来说，如果你面对的是这种呈“去势”的男人，你怎么可能做一回实实在在的女人？换句话说，他们把自己看作皇帝的女人，那你作为女人，便是可有可无的物的存在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宋江们的很多做法很像同性恋。他们似乎对其他的男人更感兴趣，他们和自己的同性在一起更自在惬意。且不说某种精神上的“神遇”和所产生的内心激动，单拿举止来说，他们之间的许多表现。比如两个男人喜欢在一个铺上彻夜长谈，早晨起来一个托着头、一个撑着腰，谈话变得柔情蜜意了；喜欢执手泪眼相看，涕泗滂沱，不能自持；喜欢公开表达某种相见恨晚、生死相交、性命相托的感情。——若是在另一个语境中，是可以把他们划分到同性恋的行列中去的。但是他们和同性恋的本质区别在于，同性恋者是量好了自己的尺寸，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他们拥有自身的出发点；而宋江们并不习惯思忖什么是自身的出发点和要求，他们的思想感情起源于其他人，同性恋这种个人化的行为不属于他们。即使他们中间有一两个是真的同性恋，这些人自己也绝不会承认，他们宁愿自己受罪、让别人受罪，也不会认可这种现实，因为这将把他们排除出“正常社会”之外，而他们是要在“正常社会”中高人一等的。对其他男人的亲近，是他们接近更高权力的一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其他的男人更像是一种介体（介质），在无法和更高权力阶层直接通话的时候，其他的男人变成了传导物，成了高心理能量向低心理能量（弗洛伊德的理论）转换的一个承载体。比起女人来，其他的男人更容易在权力竞争中占据一席地位，因此他们是一个通道、一个出口、一个有可能接近更高权力的位置，至少，从这个角度更可以觊觎更高权力，和更高权力发生一种想象的、暧昧模糊的关系，暂时满足那种终将要掌握权力的幻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男人们聚集在一起，在酒精的作用下，于烟雾腾腾之中胡吹海夸，感到十分不习惯。他们从洪秀全、火烧圆明园、义和团、八国联军、丁汝昌、邓世昌，侃到国共第一次合作、第二次合作，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红军四渡赤水，共产党和国民党某一次战役的时间、地点、人数、各自所出动的装甲机械部队，大军渡江，朝美战争，中美谈判等等，像是把所有老电影回放一遍，下次聚会时再按原来的顺序倒过来重放一遍。我一直想写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叫作《绣红旗》，即三个男人聚首长谈一夜，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就在他们的唾液中诞生了。作为女性，我们还不忙着“线儿长，针儿短”地绣红旗，站着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