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一
现在我必须谈谈我作为一名女性的经验。
坦率地说，在我个人的成长历程中，尤其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从来没有感到身为一个女性的困扰。当然，肯定也遇到过某些男女不平等，落在我自己头上的和发生在周围人身上的，也会有不理解和烦恼，但是说到底，性别问题没有对我的个人生活和精神造成严重干扰，没有带来一种类似创伤的生命经验——它们像咒语一样缠身，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摆脱。我出生在一个开明的、民主的家庭，家里的唯一男孩是我哥哥，但对他的要求绝不比对其他女孩低，事实上只有更加严格。他和我们四姐妹一样穿衣吃饭，一样做家务事，一样拥有少得可怜的零用钱。我父亲能够让每个孩子都感到自己是受到关注的，是得到重视的。这一点，我非常感激他。我母亲是一个解放型女人，不仅如此，由于她天性率真，关于女人的传统印迹首先在她自己身上就遗留无多，她更不会拿它们来要求我们。她在家从来不做家务事，玩得比我们孩子还要多，别人对此如何看待她充耳不闻。我的一些女性知识来自祖母，裹小脚的祖母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生性柔弱，从不教训人、支配人，因此她的传统知识没有对我产生干扰性的、强迫性的阴影。在她偶尔发表对于母亲的不满之后，她会跟上一句：“她会寻钱啊。”在无法经济独立这一点上，祖母自叹弗如。作为第三代的我，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在这中间做了长期的对比、观察：我不想像母亲那样，做一个脚后跟朝家门的女人；但也不会像祖母一样，做一个只会替儿孙们洗洗涮涮的女人。
我感到作为一个女性的受阻与困扰，是在我自己结婚之后。某种出自个人切肤之痛的苦恼，并不是西方女权主义知识所能够解释的——既不是“男性中心论”“父权制”，也不是任何一种“潜意识”“空白之页”“本质”或“差异”的理论以及“被阉割的焦虑”等，不，完全不是这些。这样一些概念和框架不能描述我的经验，恰恰相反，它们与我的经验相去甚远，有些更是背道而驰。我只有少数几篇关于女性写作的文章，在这条道路上似乎走得不够远。但我依然可以说，建立在西方女性经验基础之上的女权主义理论，与我作为一个中国女性经历的现实不相匹配。那么，我所感到的是个什么问题？我该怎么来描述和认识它？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不知道自己遇到的是什么情况。那种处境就像在大水中行走，完全没有道路和任何标志，面临灭顶之灾却喊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呼救，因为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那真是一种非常晦涩的经验，你找不出一些词来描述它们，你根本看不见地平线，真可谓“撞见鬼”了。那种孤独是难以描绘的。你碰见了一种不能说完全闻所未闻的东西，此前多少也有所耳闻，但是没有想象过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也不知道那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和后果。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有它不可逾越的性质，是一道“铁门槛”，有过此种经验的人和只是听说过这种事情的人，感觉是大不一样的。
感到孤独还在于——你遇到了某种东西，你正在经历某种事实，但是它无法得到确证，无法陈述这种事实，无法表达对于这种事实的感受。比如说你不喜欢每天晚上一个人看着天花板睡觉，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而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或者十年八年；你不喜欢每次夜间醒来时，身边抓不到一个有温度的活物，一张大床上永远空荡荡的；你不喜欢和你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那个人，尽量回避和你的皮肤的接触，经常是好几个月，你们之间没有一点身体上的触碰，觉得那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当你觉得事情已经到了忍无可忍、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生活时，可是对方却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若无其事。这时候你就觉得孤独极了，没有人和你一道接受这个非人的事实，觉得那是一件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共同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