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汉思又是什么时候到北大教书的呢？”
“也是抗战胜利后吧。他是胡适介绍到北大来教书的。汉思原籍是德国，德文自然很好。他的父亲在德国就很有名，二战中从德国到美国来，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教西方古典文学。他舅舅也是一位教西方古典的大学者。他有西方古典的底，通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好几国文字。他中学九年的古典课程都学得很好，十八岁随父亲到美国的时候，在斯坦福已经直接读大三，本科拿的是西班牙文学的学位。他的PH. D（博士）是在伯克莱念的，他觉得父亲已经在做西方古典，自己不如就改攻一门欧洲的小语种——诺曼斯语，就做这个诺曼斯语的研究吧。他毕业后在加州大学的某个分校教书，胡先生就是这时候认识的他，就请他到北大来教书。”
我心里约略计算了一下时间，汉思与胡适的初识，应该是抗战期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的时候，“汉思那时候有多少岁？”
“大概三十二岁吧。他到了北大，就跟季羡林成了好朋友——因为季羡林是留德的，他的德文很好呀。季羡林又把他介绍给了沈先生。可以说，就是在北大这一段，汉思才开始把他的兴趣转向中文，最后做上了中国古典的研究的。我们认识的时候，内战已经开始了，我在北大开的昆曲书法课，还没正式开始教，就打仗了。我和汉思是认识一年之后在北平结的婚，那时候，城外已经炮火连天了。”
我从资料里读到，她和汉思结婚，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便说：“我记得你去年回北京办展览，沈先生的大儿子说：『四姨就是从我们家嫁出去的！』你们当时举办的，可真是『兵临城下的婚礼』呀！”
“是呀，那时已经兵荒马乱了。”张充和忽然换了一种轻松的语气，好像叙说着一个好玩的故事，“我常常记不住准确的日子，但离开北平那一天，我却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刚好是北大举办五十周年校庆的纪念，校园里红旗都挂上了。大清早，美国大使馆的一位领事跑到我们家来，要我们马上走，说北平只剩下一个小的军用机场还在开，大机场都飞不了了。那时我们还没吃早餐，一锅稀饭煮好了还没吃，领事就要我们跟他走——我们可以说是被领事押上飞机的。我当时只给三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我要走，交待了一下家里事情。那天早上，一位卖书给我们的工人正好送书上门，我们就把整个家托付给他了。”
“卖书的工人？”我很吃惊，“你们把整个家托交给他？”
“对了，我应该仔细跟你说说这个卖书工人的故事，”张先生说着来了兴致，眸子一下子闪亮起来，“他叫李新乾，是一家书店的年轻伙计。书店的名字，叫『修绠堂』。他也是季羡林介绍给汉思认识的。你可别小看这样的卖书工人，他懂书，文史哲、古今中外的都粗通一点，知道不同读书人的不同需要。那时候，北平很多店家的伙计，都有这种能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