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和爱诗的人也许早就认清了一点，而我却是在纽约地铁上受到这些“流动的诗”启发的，就是，诗的确要比散文更能不浪费任何文字地抓到重点。你看Stephern Crane的《一个人对宇宙说》：
一个人对宇宙说：
“先生，我存在！”“但是，”宇宙回答说，“这个事实并不使我产生任何义务感。”
我们二人的差别不光是他是19世纪的人，我是20世纪的人，而且他是先知，我是后觉。然而，就在我发现我之存在与否，对宇宙来说完全没有意义之后不久，我在地铁上（真不好意思）又发现了比他晚一代的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颂歌：
我们很累，我们非常快乐幸福—我们整晚来回乘坐摆渡；从我们不知哪里买的各一打里，你吃了个苹果，我吃了个梨，天空泛白，冷风呻吟，太阳冉冉升起，一桶黄金。
不知道这一对显然正在热恋中的情侣，有没有（当然不是在地铁上）读到与其创作者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作家Dorothy Parker的《不幸的偶然》：
当你颤抖叹息地
发誓说你属于他，而他也誓言他的热情无限而不朽—夫人，请注意：你们有一个在说谎。
唉！在纽约坐了这么多年的地下铁，我发现我除了担心被偷被抢之外，最近又多了一层烦恼—是吃苹果的在说谎，还是吃梨的在说谎？再又因为发现了我之存在与否，宇宙丝毫没有义务，那我只能暂时忘记存在和爱情，而回到更基本迫切的现实：在闷热夏夜搭乘纽约地铁，我要冷气，不要诗。
什么？你说我小看诗人？瞧不起诗？先生，你也凶悍，我也凶悍，可是谁来写谁的墓志铭？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