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考虑到欧洲各个殖民国，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俄国等等，以及独立后的美国，五百年下来，占领了南北美洲印第安人居住了几千上万年的全部土地，那荷兰这笔地产交易，似乎给人一种听起来好听点的感觉。就这样，24 块美金的交易，也就变成了纽约建都之根据。于是，沙根这封信也就被当作纽约的“出生证明”。24 块美金的传奇，也就应运而生。虽无神妙之感，但也够传奇的了。
今天回看，难道荷兰留给纽约的，只是这么一个传奇和一块地吗？
好像每个国家社会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除了政治需要之外，新朝没有几句好话说前朝。荷兰殖民纽约也就吃了这个亏，才四十年，就给英国接收了。
不说别的，美国史就多半以脱离英国统治独立为主，难怪今天连荷兰殖民根据地—纽约州的档案室仍有一大堆有待英译的荷兰殖民文献。
然而，今天纽约和美国，即使熟悉荷兰殖民史的人数有限，也都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荷兰留下来的另一笔遗产。
最明显的当然是贸易。荷兰西印度公司买下了曼哈顿，并在此设立交易站，其唯一目的就是贸易。相比之下，同时代英国殖民者都设法在这块新大陆上建立自己的乐园，宗教的或理想的，那以贸易为主的新荷兰就很突出了。纽约之所以成为美国以及世界经济首都，尽管一再出现像当前的金融危机，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但是，潜伏在纽约精神深处的，使纽约几百年来一直是一个最富有生命力、创造力的大都会，却是荷兰流传下来的更宝贵的遗产—其容忍精神。你只需要看看头几批荷兰殖民者的构成，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这些创业移民殖民者，人数不过数百，大部分都给这种容忍精神所吸引，却分别来自东南西北欧，说着好几十种不同语言，有着不下十种不同信仰。
但是精神是一回事，甚至于有了宪法也是一回事，如何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前两者比较抽象遥远，但具体落实执行者是人，而是人就有人的麻烦，人的问题。
果不其然，新阿姆斯特丹最后一任总督，彼特· 史岱文森（Peter Stuyvesant）不但又严又狠，还有浓厚的宗教偏见，尤其痛恨基督教的“贵格派”（Quakers）。他擅自下令禁止贵格教徒有任何公开宗教活动，违犯者受到刑罚。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对他认为的异教分子进行迫害了，之前他也曾如此歧视犹太人。但是这次，定居在今天纽约市皇后区的“法拉盛”（Flushing）的居民，有一大批公开站出来为贵格派教徒讲话，写了一封信给史岱文森总督，其中强调“（荷兰）国内的友善、和平与自由的法律延伸到犹太人、土耳其人、埃及人……并谴责仇恨、战争和奴役……我们本着良心不能对他们施加暴力……这在我们村镇（法拉盛）建镇特许证中明文规定……”。
这封信就是有名的1657年《法拉盛抗议书》（Flushing Remonstrance）。“本着良心”指的是“良心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西印度公司正式答复并告诫史岱文森说：“人的良心应享有自由，不受束缚……”但在发挥作用之前，新阿姆斯特丹已被英国接收，改称纽约。
考虑到与其同时代那批逃离英国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在今天麻省波士顿一带建立了新英格兰殖民地之后，反而排斥其他信仰，只以他们的教派为主，搞了一个近乎“神权”的政治体制，那这封《法拉盛抗议书》的意义就更为深远了。一个最突出的近代例子就是当年美国反越战分子正是以“良心反对”（conscientious objection）拒服兵役。
难怪《法拉盛抗议书》被不少后人称赞为美国第一份独立宣言，为信仰自由打下了基础，但它之所以经常被人忽略，是因为其基本精神后以宗教，以及言论、新闻、集会、申诉等自由，列入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成为公民基本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