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民乐世家，祖上从太爷起就从事制作和演奏中国民族管乐器，太爷传给爷爷，爷爷再传给父亲，父亲再传给我姐和我，这门手艺传了四代近百年。
我和笙缘分极深，五岁时就拿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攒笙——那是爷爷做的儿童笙，笙苗用湘妃竹，花纹素雅，非常精巧别致。以前父亲经常在家里教学生吹笙，我很好奇，便总在旁边看。这回我有了自己的小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虽然我才刚开始学笙，甚至还不能顺利吹奏音阶，但我总爱拿着它，像是最心爱的玩具。谁承想拿着笙容易，这后面等着我的，却是一个漫长无比、痛苦无比的磨炼过程。
小笙吹了不到半年，父亲就要为我换笙。因为那攒笙音量很弱，不利于日后的演出。小笙若是用得久了，长大后换乐器的时候，又需要很长的适应阶段，所以晚换不如早换，算是先苦后甜。我的第二攒笙是父亲做的，大小更接近成人使用的尺寸，笙苗用红木制成。七十年代红木的价格虽不像现在这样高，但也十分金贵，何况是父亲手工制作的——把坚硬的红木做成竹子一样的管，而且不歪不裂，这是真功夫，现在恐怕也很少有人能做到了。
考入音乐学院附小以后，学校为我配发了一攒笙，那是父亲的徒弟，时任民族乐器厂管乐车间主任的谢立如做的。从附小到大学毕业，我在音乐学院学习的十一年间，这攒笙一直陪着我。毕业的时候我舍不得它，但是原则上学校又不能出售乐器，于是我只好扯了一个谎，只说丢了，挂失后交过罚款，终于留下了这攒笙。
近年来，接触的音乐风格越来越多，从流行音乐到世界音乐，对乐器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我也不断地“改革”我的乐器：在户外的体育场演出时，舞台大，为了和观众更多地沟通，有时需要在舞台上频繁移动，而传统的立式麦克风会限制移动。所以，在进行了两年的试验之后，我发明了全半音的二十九簧电子笙。这笙不加扩音管，所以音色和外形看起来完全是传承原貌，但是接上预置在笙内的麦克风，就可以自如地在舞台上移动了——这一切，都仰仗吴氏管乐的师傅们和我姐姐的支持。
出生、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其一大好处就是不需要花钱去购置乐器，但不好的地方是，我似乎命中注定要为这件乐器付出极大的心血。小时候我痛恨这件乐器，因为练习几乎占去我本该游戏的所有快乐时光。考上音乐学院以后，父亲基本不再过问我练琴的事儿，可每逢假期，都要求我跟他学习制作乐器，因为“艺不压身”。一个好的制作师必须要会演奏，而一位好的演奏家不懂制作修理也是不行的。于是，我从清理工作台、递送工具开始，之后锯竹子、刻簧片，最后连车床电钻都能运用自如，以至我最终能用上自己制作的乐器。演奏着自己制作的乐器，心中充满了自豪，而且还有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的快乐——那段经历让我真正了解了自己手中的乐器，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遇到什么意外，我总能将乐器发挥到最好的状态。直到现在，我偶尔都会想念木料的香气。
父亲去世后我发现，笙这件乐器，不仅是父亲留给我的一种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方式，同时还留下了太多我对父亲的记忆——他的训斥，他的惩罚，还有极少的几次欣慰的微笑……于是，当我再演奏这件乐器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就在天上看着我，冲着我笑。每次遇到困难，想要偷懒的时候，脑海中又会浮现出父亲坚定的面容。或许，是因为加入了我和父亲之间那源于骨血的思念，我感到对这件乐器又多了一份感情。这是一种看似平淡，却又无法割舍的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