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在第二天，在下班路上，我接到母亲电话，敷衍寒暄，她问我和哥是否还好。我说，哥不是已经回家了么？
她说，没有回来啊。
我心里一悬，说不上话了。
母亲也愣了，又说，那我赶紧给他打电话，便挂了。
我再打过去的时候，母亲说，你哥哥电话打不通。
母亲报了警，警察留了案，打发她回家等。母亲失了魂一样，每天打好几个电话给我，哭。我其实也一样失了魂，但我不知怎么，好像生活是一块磁铁，我被紧紧吸附，哥失踪了我仍然只知道循着轨迹上班，下班，在人影稀疏的夜晚走路回家，路上打电话安慰电话那头的老人。
半个月之后，一个公安局的电话从宝鸡打到我们老家，让领尸。
哥哥半路在宝鸡下了火车，逗留了几天，最后从那儿的一栋楼上跳下来。头都摔破了，半身紫血，惨不忍睹。母亲得知消息，惊吓过度，哭昏在地，扶不起来。
哥患抑郁症有那么好几年了。断断续续好转过，药一停，又恶化。如此反复一来，药也没用了。前年他最糟糕，他的完全密封的沉默，像滚烫的炭，外表是黑色的，内心却灼痛，但他人触碰不得，否则会呲呲作响灼人皮肉，只能眼睁睁由着它独自静静燃烧，内耗，直到变成灰烬。
那年春节的时候我们都回了家，他连续几天不怎么说话。大年初一夜里，哥哥忽然说要出去散步，母亲便面露为难，不舍得阻拦他；却又因为想到路上有大江大桥，怕他万一想不开跳下去。于是等他出门了，母亲便赶紧穿上外衣，跟了出去。
后来，据母亲说，哥一路走得很快，闷着一股气似的直冲，老人家很快就跟不上了，风又冷又急，哥不见了，母亲兜转了一阵，只能折返回家来，坐立不安地等着。隔了一会儿，哥回来了，鼻头冻得通红。母亲扑上去抱着他，像躲过一场劫数似的。
哥略显烦躁，双手以极其防御的姿势拒绝拥抱，说，不就散个步么！
我说，哥，以后不要夜里一个人出去了，妈会担心。
他默不作声地绕过我们，走进自己的房间没有再出来。
我们从新疆考大学考到北京，毕业之后都留了下来——哥在先，我在后。别人但凡看到我们有别于汉人的容貌，又听说来自新疆，都会长长地哦一声，然后带着经过修饰的好奇，问，会讲维吾尔语吗？信教吗？我们说，不会。我们也不是穆斯林，只有奶奶是。
生活的股掌之间，没有什么余地。刚刚毕业的日子，我和平义借住在哥哥的出租房里，那些日子哥哥还在一家酒厂工作，跑销售，一出去就是一个月，说白了就是为了做买卖天天请人吃饭陪酒，他中午的酒还没解，晚上又得喝，一桌菜什么都吃不下，空腹喝，吐的全是胃酸和胆汁，站都站不稳还要送客人上车。前脚送完人，后脚就跪在马路牙子上吐，根本爬不起来，同行的一个同事还算好心，看他人事不省，叫了的士，送去医院，酒精中毒，洗胃，输液。在异乡，他喝得胃出血住院一个礼拜，竟然没有告诉我。
那个月他回来，灰着一张脸，嘴唇发紫，眼圈深黑，瘦得我大吃一惊。我简直差点怀疑他吸毒，怯生生地问他，怎么了……
他寒着脸，说，住院去了，业绩不达标，被炒了。
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