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摊刻印谋生计

1938年4月,国立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在日军炮火的驱赶下,很多教师和学生来到西南边陲的昆明,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用自己的方式,坚定地坚守着中华民族的阵地。原为清华大学教师的闻一多也在这个时候随着南迁的队伍来到了昆明。

西南联大准备成立的时候,闻一多本来正在休假,但由于教师力量不足,校长梅贻琦打算让他先到联大教一年书,然后再休假。当时闻一多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父亲,由于处于战乱时期,他的夫人希望一家人能够守在一起,反对他抛下一家老小远走他乡。正好这时候武汉教育部发函,邀请闻一多到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夫人很希望他接受这份工作,一方面,她认为这属于教育方面的工作,比较适合闻一多;另一方面,她觉得教育部离家不远,一家人可以生死相依。但是,用闻一多之子闻立雕的话说,他不喜欢干的事情,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干的。闻一多没有接受夫人的意见,哽咽着告别妻儿,毅然前往远隔几千里的昆明,来到更需要他的西南联大。直到带着孩子来到西南联大,亲眼目睹了西南联大师生满怀激情的境况后,闻一多的夫人深深地理解了丈夫当初做出抛妻弃子抉择的真正原因。

战火连天中的西南联大,生活相当艰苦。由于物价飞涨,好多教授不得不通过代课、投稿、卖字、卖书维持生计,有些教授的孩子,年龄还很小就到市场做生意。当时,闻一多的八口之家完全靠他一个人的收入度日,但他一个月的工资远远不够,后来竟然依靠典当为生。有一年冬天,为了养家,他不得不把唯一的一件能御寒的大衣当掉。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闻一多决定通过摆摊刻图章换些收入,以弥补家用。据说,他初次摆摊刻印的时候,有人觉得有失学校体面,把他劝了回来。为此,中文系教授浦江清专门写了一篇价目表《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校长梅贻琦,知名教授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罗常培等十余人在上面署名,为他的生意“保驾护航”。闻一多在一封信中写道:“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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