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早年从事革命，他认为：“革命功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端赖数千载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代圣哲贤豪精神流注，俾人心不死，种性不亡。是以国祚屡斩而不殊，民族屡危而复振。且以已承父师之业，将欲继绝学，存国故，植邦本，固种性。故自光复后，不欲与政事。平生兴国爱族之心，一寄于文辞。欲持此为报国自请之具。”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他反而弃政从文，埋头国学，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黄侃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他重视师承，却不墨守师说，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自警，虽是名声赫赫之学者，且身体虚弱，仍致力学术而不倦。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干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在音韵学方面，黄侃对古音做出了切合当时言语实际的分类。晚年则主要从事训诂学之研究。黄侃论读书曰：“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又云：“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须有相当成就；否则，性懦者流为颓废，强梁者化为妄诞。用功之法，每人至少应该圈点书籍五部。”他每读一书，一定从头至尾，而且要标点并加批注。读书时，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时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黄侃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1913年，黄侃旅居上海，除夕之夜街上爆竹之声通宵达旦，而他却独坐室内，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甚至临终前，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毕。
黄侃学识过人，却慎于下笔，述而不作，这可急坏了他的老师章太炎。章太炎曾打趣道：“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认为“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但答应恩师“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黄侃为人爱憎分明，于大节处从不含糊，身上有傲骨，故从不趋炎附势，亦威武不能屈。
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其同盟会故友多系达官显贵，他不与往来，唯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因为担心受牵连，许多朋友避之唯恐不及，只有黄侃常携子至居正囚地探望，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当上了司法部长，他却不复往见。居正念其旧情，亲赴量守庐诘问他为何中断来往，黄侃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袁世凯筹谋称帝，因黄侃名气甚大，授予黄侃一等金质嘉禾勋章，并授意黄侃为他写《劝进书》。黄侃鄙视袁的为人，因而拒之，并作诗歌嘲讽此事，说“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据言当时一枚嘉禾勋章值二十金）。
黄侃的另一位老师是刘师培。当时黄、刘二人名气相差无几，且刘仅年长黄侃两岁，黄拜刘为师令许多人不解。连章太炎也不以为然：“季刚小学文辞，殆过申叔（刘师培），何遽改从北面？”黄侃答道：“予于经术，得之刘先生者为多。”又云：“《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袁世凯称帝之前，刘师培位列“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为袁称帝积极奔走，并借研究学术之名，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黄侃位列其中。会上，刘师培积极动员与会者拥戴袁氏称帝，话未讲完，黄侃便起立，怒目而视，愤然道：“如此，就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其他与会者亦随之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