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领导日本获得甲午海战胜利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到中国游历，10月到武昌，张之洞热情接待了这位迅速强大起来的日本帝国的首相。此时，恰值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问世不久，即赠送伊藤博文一部，与辜同样留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伊藤博文为此专门造访了辜鸿铭，并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问，难道先生还不能了解，孔子之道，只能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适应当今20世纪的局势了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同年2月，辜鸿铭被派去上海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华仑就“东南互保”进行谈判；8月，八国联军进占北京，辜鸿铭被派与在法国时就已相识的八国联军首领瓦德西进行谈判。《清史稿》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背反。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那时的北京有人说：“庚子赔款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春秋大义》。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但辜鸿铭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兰芳的京戏，只要一块两毛钱，听辜鸿铭的演讲，却要两块钱。辜鸿铭在外国人中的知名度由此可见一斑。在西洋皆尽把庞大的中华帝国视作腐朽不堪、软弱落后的低等国家时，辜鸿铭不得不在外国人的蔑视面前以傲然表现他的自尊。
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任教于北京大学，成为了一名教授。有人对蔡元培聘请辜鸿铭表示异议，蔡元培说：“我请辜鸿铭，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
辜鸿铭独特的个性和经历使得他一方面成为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另一方面又使得他走上了一条以狂放偏执来守护国家民族尊严的道路。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鸿铭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可是，以辜鸿铭的机智狂傲，也并非能够应对所有的讥讽。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对辜鸿铭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鸿铭顿时语塞，无以自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