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等“新青年”的第一场论战很快来了，对阵的是自己曾经的偶像林纾。
1917年1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举“文学革命”大旗，“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杂志主编陈独秀随之在下一期《新青年》刊出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明确提出“文学革命”和“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雷声滚滚，震惊了守旧势力，首先跳出来反对的是林纾。他在1918年2月8日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认为白话文可以提倡，但古文不必因此废除：“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