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8月，鲁迅的同窗好友钱玄同来访。同在东京听章太炎课时，钱玄同的话最多，而且爱在席上爬来爬去，故被鲁迅称之为“爬翁”。这位“爬翁”今非昔比，现是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的教授，兼《新青年》杂志编辑。
看到鲁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钱玄同很不屑地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明白钱玄同的意思，他看过《新青年》杂志，原本有些瞧不起它。《新青年》刚开始虽然倡言“文学革命”，登的却是古文，鲁迅认为其中很有些谬论。而且，虽然《新青年》诸位同仁卖力呼喊，但应者寥寥，甚至连激烈的反对声都没有。这种寂寞是最可怕的，鲁迅想起了自己当年在东京留学筹办《新生》杂志时类似的情景，不免有些同情，但依旧感到绝望。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又问。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坚定地回答。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如此解释自己为何答应钱玄同。
1932年，鲁迅在为《自选集》作《自序》时，对于这段往事，又补充回忆道：“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希望”、“助威”其实都是“借口”，归根结底，重新提笔还是因为鲁迅心中的梦想在燃烧，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铁屋唤醒国民。从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加入了新文化运动阵营，从周树人转为鲁迅，开始了自己一生的战斗生涯。“鲁”是母亲的姓，“迅”字表示自己的中国梦并未中断，还是要迅捷地反抗要挑战要救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