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戎绥！
曾泽生敬启阅过曾将军这封言辞恳切的信，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从道理上讲，我不能不暗暗承认他信中说的都是事实。自己在国民党内做事多年，特别是在从印缅回国后的几年中，亲眼看到国统区内的各种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日甚一日，对此曾一直深感不满和忧虑。同时，在战场上同共产党打了几年交道，也了解到对方的许多优点，如共产党人作风清廉，处处为百姓着想，深受人民拥护，军队中官兵团结，打仗有办法等，心中不乏钦佩之意。但此刻若要我同曾将军一样起义却是困难的。因为我跟随蒋介石先生几十年，多重关系将我们系在一起：在黄埔军校中他是我的师长，在军队中他是我的最高统帅，在国民党内他是我的领袖。我作为他的亲信将领，一向受其信任和器重，对于这种“知遇”之恩，我无时不铭刻肺腑，唯恐在这最后关头因临阵起义而落下个“卖主求荣”的坏名，故宁愿死心塌地地顽抗到底。
想到这里，我把曾将军的信放到桌上，冷冷地说：“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来人闻言没再表示什么，转身退出去了。
第60军信使走后，房内几个人拿起曾氏的信互相传递着阅读，没有人讲话。半晌，崔垂言先生对我说：“桂公，您是否再与曾军长通一次电话，请他同意我们派人去同他面谈一下，看看事情还有无可挽回的余地？”我想了想，同意了这个建议，叫副官接通了电话。不一会儿，对方表示曾军长愿意同司令官的代表会面，并提出去第60军的代表所乘的车辆前要插一面小黄旗，以便通过岗哨。我随即指定杨友梅将军和崔垂言、尚传道两位先生作为我的代表去与曾将军商谈。他们临走前，我想起曾将军在围城期间对尚传道先生有些不满，故还特地叮嘱了他几句。
过了大约不到一小时，杨友梅等三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告诉我曾将军的态度很坚定，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并说曾氏还再次劝我们认清大势，尽早有所抉择。至此，我对促使曾将军回心转意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心情十分痛苦，但并未动摇顽抗到底的决心。我命史说、龙国钧二将军先回新7军军部，召开各部队长会议，讨论突围办法；又吩咐崔垂言和尚传道二位先生将省市政府的重要档案焚毁，做好最后破釜沉舟的准备；同时，由于第60军起义后，设在原伪满国务院的兵团司令部和我在柳条路的住所已不安全，我下令暂时进住中央银行，再作进一步突围的部署。
正忙碌间，记者杨治兴心事重重地来我的住所探望，并说有要事对我讲。在我的卧房内坐定后，他先犹豫了一番，方鼓起勇气说：“桂公，您一向待我亲如子侄，现在我不能不向您进一忠言。目前长春的局势已很难挽回，下面都不肯打了，再打也没什么希望，请您还是早做妥善主张吧。”我叹了口气说：“这些情况我都了解，但目前我只有打下去，没有别的路可走。”杨氏有些激动地说：“桂公，我大胆地说一句，您不是以前也同我讲过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得人心。现在您却执意要为这样一个政权打到底，就是战死了又能怎样？我看还是退出内战吧，免得再做无谓牺牲。”杨氏的话确实刺痛了我，我何尝不愿活下去，为国家、民族做一些贡献？但一想到这样就意味着背叛蒋介石先生，我的心又强硬起来，遂压抑着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强作镇静地对他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不愿意听这些话。”不过，看到眼前的这位年仅二十余岁的年轻人，也许会同我一道死在突围的路上，心中又很不忍。过了一会儿，我酸楚地对他说：“小杨啊，跟着我走是浑水，跟着共产党是清水，你与我不同，还是留下吧，我让人给你留下几袋米。”杨氏闻言痛哭失声，哽咽着说：“这个时候我不能走，我陪您去中央银行。”说毕，起身随我一起乘车前往中央银行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