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蒋先生的寓所，我们一行人刚在楼下的客厅里坐定，身着长袍的蒋先生便从楼上走了下来，我们慌忙起立行礼。也许是经过几天休息的缘故，蒋先生的神色比上两次我在南京见到他时好多了，但表情仍十分严肃，他示意大家同他一起坐下，然后用目光向众人脸上扫了扫，轻轻咳嗽了两声，便转向我问道：“郑副司令，罗厅长他们已经把我的意见转达了吧？卫总司令如何打算，你说说看。”
我稍思索了一下，便将卫立煌将军拟暂时固守沈阳的意图陈述了一遍。蒋介石先生听后皱紧眉头，不假思索地说：“这样不行，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你回去再同卫总司令商议一下，还是想办法向锦州打出来罢。”我赶紧又强调说，解放军已占领锦州至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等河流已解冻泛浆，大兵团的辎重行李很多，很难通过。加上在沈阳的部队缺员很多，战力尚待恢复，非经一段时间整补，否则很难战胜解放军。我本想说我们的军队士气特别低落，一出沈阳就有可能被解放军消灭掉，只是话到嘴边，才改换了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但蒋先生显然连这些话也听不进去，他不耐烦地挥挥手，用很不高兴的腔调责备说：“北伐前，樊钟秀带几千人，由广东穿过几省一直打到河南，难道你们这些黄埔学生连樊钟秀都不如吗？唉！”
蒋先生的这种责备当然不能让我服气。自抗战胜利以来的几年中，我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内部腐败日甚，早年的朝气和革命精神已经丧失殆尽。而我们的对手共产党人，却深得人心，强大无比。倘在作战指挥上不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不分析眼前的敌我态势、兵力对比及士气战力等客观条件，一味凭主观想像来支配行动，军事上焉有不失败之理？但在当时，我内心的这些想法是不敢向蒋先生表白的。
蒋先生见我半晌垂头不语，其他人也都默默无言，便站起身说：“你们先回去吧！郑副司令，你回去告诉卫总司令，叫他不要再迟疑了，赶紧准备由北宁路打往锦州，否则以后会后悔不及的。”
我知道此刻再说什么也没有用处了，只好起身告辞，随众人怏怏下山而去，这是我去东北以来第二次在蒋先生那里碰了壁。
我于2月25日飞返沈阳，立即将情况向卫立煌将军作了汇报。卫氏十分焦虑，于当日下午即召集在沈的将领开会，研讨蒋先生的指示和方案。大家在会上反复讨论，都觉得此时在沈阳的军队没有把握打通锦州，况且也不能丢下在长春、永吉、四平街等地的十几万军队不管。最后，大家一致表示赞成卫将军的计划。于是，卫将军决定再派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将军、第6军军长罗又伦将军去南京见蒋先生，重申他和在东北的将领们的意见。
蒋先生大约是感到一时难以说服卫立煌将军，这次总算稍稍让了步，允许卫将军“在东北暂保现状”。并指示卫氏：加紧补充训练，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至锦州。
进入3月份以后，解放军又相继占领四平街和永吉。至3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动的持续了三个月的冬季攻势结束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仅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军民补给全靠飞机运输，而且中航公司自3月8日起决定每日只派四架飞机运输物资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