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是年4月16日，苏联红军发起柏林战役，至5月2日攻克柏林，与美英军队会师于易北河，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法西斯军队亦连遭惨败，其逞凶一时的海空军和部分陆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英盟军消灭殆尽，占其总兵力60％以上的侵华军队也在中国内地愈陷愈深，战局日蹙。
进入5月份以后，侵华日军被迫开始由湖南、广西等省及湘桂路、粤汉路撤退，中国军队乘胜节节进击，相继收复南宁、柳州、桂林、福州等重要城市，以及湖南、广西、福建、浙江、江西等省的广大地区。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人民武装，也积极向日寇发动局部反攻，解放了成片的国土。
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决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先于4月中旬奉召由八莫乘车，沿中印公路回国参加这次会议。
我们一行人先到昆明，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热情款待。休息几天后，再转乘飞机去重庆。甫抵重庆，又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冯玉祥先生亲自主持了有重庆各界代表出席的盛大仪式，庆祝缅北反攻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并欢迎我回到重庆。蒋介石先生、何应钦将军等也分别召见并设宴招待，对于驻印将士在缅北的英勇作战和我在驻印军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授予我军功章。稍后，驻印军其他有功将士，也分别被授勋。
在重庆期间，我经常应邀出席演讲会、座谈会，介绍缅北反攻战役作战情况，甚为听众欢迎，重庆许多报刊也纷纷载文称颂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的辉煌战绩，使大后方人民备受鼓舞。人们坚信，我军在缅北、滇西所取得的胜利，乃是全国抗战胜利的先声，最后胜利的日子即将到来了！
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召开。我参加国民党多年，还是初次出席这样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并且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当时确曾感激“党国”的器重和栽培。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原本对参与政治活动不感兴趣，尤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和倾轧感到厌恶。故以后虽身居要职，却从未过问或参与过任何国民党党务工作。
国民党“六大”闭幕后，我重新飞返昆明。这时国内抗战形势更加明朗，日寇在我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双重沉重打击下，不得不进一步收缩兵力，退守华东、华中、华南的一些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主力统一编成四个方面军，抽调大批装备兵员齐全的精锐野战军，积极准备对日寇展开全面反攻。
鉴于中国驻印军在缅北的作战任务已圆满结束，新1军和驻印军各直属部队奉命陆续班师回国。新1军空运回国后，先集中南宁，然后出击广州湾，拟配合友军相机收复广州。先期回国的新6军则部署于湖南芷江，准备参加湘、鄂等省的反攻作战。驻印军撤军工作结束后，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随之撤销，我仍留在昆明待命。
1945年8月，战争进程出人意料地大大加快了。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美军庞大的舰队正不断向日本本土迫近。8月6日、9日，美军又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两枚原子弹。同时，苏联政府亦于8月8日正式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挥师进入中国东北，迅速击溃了日本关东军。对于战争前途已经彻底绝望了的日本天皇，被迫于8月10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中、美、英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宣言》，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