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将军当时有五十几岁年纪，身材瘦长，双目炯炯有神，待人爽朗热情，也很健谈，一看便知是典型的美国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话的样子很自信。因是初次相识，开始彼此都只讲些客气的外交辞令，后来慢慢从中国的历史、风土人情，谈到当前的时局。史氏对战争的前途是乐观的，他预计德、日法西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不可能支持多长时间了，反法西斯盟国必将获胜。不过，谈话中他老是强调美国的强大，对赢得这场战争的决定作用，又大讲中国如何需要美国的帮助，等等，使人听起来不大舒服。
史氏给我最初的印象是矛盾的：一方面不难看出他是位精明强干、意志坚定，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人，而且在对日作战上态度坚决，很想有一番作为；另一方面又显得孤傲自大，似乎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本能地具有某种轻视和不信任的心理。我甚至从他外表客气的言辞中，都能感觉出他对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将领们的戒备与防范。不过从总体上说，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位令人尊敬、正直而有才华的将领，或用后来士兵们的评价说，是一位“挺好的老头”。以后我们共事期间，虽曾难免发生过一些误会和矛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的理解和信任还是大大加深了，我们始终相处得不坏，大部分时间甚至可以说是愉快的。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对于驻印军后来取得反攻缅北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史迪威将军同蒋介石先生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未搞好，而且愈来愈坏，以至他后来不得不中途离任回国。
在昆明期间，我还单独拜会了时任昆明防守总司令的杜聿明将军。老友相会，彼此都很高兴。杜氏特意在他的司令部设便宴款待我，饭后又作长谈，直至深夜我方告辞。那次谈话的中心，是探讨如何完成我去印度的使命问题。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期间，杜将军始终在前线指挥作战，故对美英盟军和史迪威将军有较多的了解。他对英国人很反感，批评他们是些极端自私、狡诈而又胆怯的家伙，强调与其打交道需格外小心。相反，杜氏对美国人却寄予很大希望，认为他们是真正能与中国站在一起，共同打败日本人的朋友。不过，他亦讨厌美国人那种大国沙文主义的霸道作风。谈起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的经过，杜将军痛切地同我说，史迪威这班人，名为中国通，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军队的作战特点和官兵心理，又不信任中国将领，在战场上固执武断，一意孤行，这是导致那次惨败的原因之一。他一再提醒我，在重要问题上，一定要有主见，敢于坚持，否则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他的这些体会，对我后来在印度与美国人打交道，确实有一定帮助。
在昆明停留几日后，军部人员分乘两架军用飞机去印度。一部分人员由昆明飞抵印度阿萨姆邦的一个军用机场，再乘火车去兰姆珈训练营地；我和舒适存将军等少数人则先飞往印度加尔各答，除了要在那里办理一些公务以外，还准备每人缝制几套军装。因为我们在国内穿的军装都很粗糙，实在不适宜于外交场合。
当时由昆明飞往印度，必须飞越驼峰。由于气候恶劣，高空缺氧，飞机越过驼峰时，机身剧烈颠簸，不少人呕吐不止，尤其是舒适存，是吐得最凶的一个。我虽未呕吐，却也恶心乏力，仿佛大病了一场。
在加尔各答，我先后拜会了英国驻该市的领事和中国领事陈先生（名字已记不清楚了）。令人意外高兴的是，在这里还碰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焦实斋先生。长城抗战以后，我所在的部队驻扎于北平，焦先生和一些社会名流常常应邀到部队来演讲，我们那时就结识了。抗战爆发后，他曾以第52军高级顾问的身份，随军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工作，不久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时，他作为杜聿明将军的高级顾问被派往印度工作，以后就一直留在加尔各答。焦先生是位出色的国际问题专家，深谙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为人亦相当正派。我深知人才难求，后来设法敦请他担任了新1军驻加尔各答的办事处主任。
我偕舒适存等于3月中旬方抵达兰姆珈营地。兰姆珈营地距加尔各答西北约二百公里，其间有铁路相通。我们一下火车，就在车站上受到了早已等候着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新22师师长廖耀湘将军，以及驻印军各直属部队部队长的欢迎，场面十分热烈。众多人中，我只与原在第5军的廖耀湘将军相识，其余大多是初次见面。但大家一见如故，显得格外亲热。盖因当时驻印军远离祖国，一切受洋人支配，官兵上下都有寄人篱下之感，故对我的到任，怀有很大期许。身受部属同仁们的热诚欢迎，我心中十分感动，然亦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深知惟竭尽忠诚努力，团结全体将士，早日完成抗日大计，方能无愧于国家民族。我便是以这样的心情，迎来了在国外的一段令人难忘的战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