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江西“剿共”战争和西安事变1936年底，国内突然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将军和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于12月12日凌晨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正在那里部署“剿共”军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为著名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内反响强烈，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由于南京中枢严密封锁新闻，人们无从全面了解事变的真相，一时各种议论纷起，情况极为混乱。各方面的政治势力和一些政客们，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都在四处活动。日本方面也乘机兴风作浪，对国民政府威逼利诱，施加压力，企图挑拨中国内战，从中渔利。中国政局在这一突发事件震撼下，更为错综复杂、动荡不安。
这期间，国民党内决策层围绕如何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发生严重意见分歧。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和部分有影响的国民党元老力主武力讨伐；而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财政部长宋子文等则主张与西安谈判，和平解决争端。讨伐派一度占了上风。国民政府于12月中旬对张、杨发布了讨伐令，并委任何应钦将军担任“讨逆军总司令”，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进攻西安。同时还出动空军轰炸西安附近地区。
根据我的记忆，当时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的军事部署大致如下：
东路：刘峙将军任“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78师董钊部、第36师宋希濂部、第57师阮肇昌部、第79师樊崧甫部、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及炮兵第1、第5团和工兵1团，沿陇海铁路西侧进攻西安；另以第10师李默庵部、第83师刘戡部由潼关进攻洛南、蓝田，威胁西安侧翼安全；我的第2师和第23师李必蕃部为东路集团军总预备队，集结于潼关附近。
西路：顾祝同将军任“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1军胡宗南部由甘肃天水向宝鸡、凤翔进攻；驻宁夏吴忠堡的第25师关麟征部亦向固原、平凉地区挺进；另以驻汉中的第51师王耀武部经子午谷，进出于西安以南地区。
大约是12月16日，我率第2师到达潼关，这时中央军各部已基本完成了对西安的包围态势，一场新的内战迫在眉睫。
对于张、杨扣蒋兵谏的行动，当时我是不理解的。当然，我也知道蒋先生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有失人心，加上他一贯对非嫡系部队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利用他们做内战工具，因而导致了事变发生。但是出于封建正统观念，我还是认为张、杨二将军的做法是一种“犯上作乱”的行为，是作为部下所不应取的。那时我对蒋先生迷信很深，认定他是唯一能领导全国的政治领袖，所以他的被扣是国家的一大“不幸”。
不过，对于军事讨伐西安的行动，我的态度倒是有所保留的，恐因此而危及蒋先生的生命安全，也担心引发新的内战，使日本人有隙可乘。有这种想法的人在黄埔系将领中远不止我一人，故讨伐令下达后，许多将领并未真正准备大战一场，而不过希望以大军压境的态势，给对方造成压力，迫使张、杨释蒋。
当中央军与张、杨所部在西安外围剑拔弩张、紧张对峙之际，南京的宋美龄女士和孔祥熙、宋子文先生等，也正在为营救蒋先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积极奔走。他们一面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内力陈和议，一面派澳籍顾问端纳先生飞赴西安调解。
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为谋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事变发生后仅数日，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即应张、杨二将军之邀飞抵西安。他们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积极宣传中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在张、杨与蒋先生及宋美龄女士、宋子文先生等之间大力斡旋，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后终于说服蒋先生基本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并使他承诺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一道抗日。不久，蒋先生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央军各部奉命撤回原防，我率第2师离开潼关，重新回到徐州。撤离潼关前，我专门置备了几桌酒席，与部属痛饮，庆贺蒋先生安然回到南京。当时我们既为蒋先生平安脱险而庆幸，也为消弭了这场内战战火而高兴，但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伟大意义，却还是认识不足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不深切感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那时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基本结束了连绵多年的内战烽烟，奠定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政治基础，为后来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和张、杨二将军，以及共同为事变和平解决而奔走努力的人士，都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卓越功勋，是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张学良将军目前仍健在台湾。不久前，我从报刊上读到他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对往事的回顾，更深切地体会到他当时的抗日态度和爱国心迹，心中无比感慨和钦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