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武训每逢义学开课时，总要先拜教师，次拜学生。置宴招待教师，请当地绅士相陪，而自己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而已。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事的塾师，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塾师，跪求警觉；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在武训的感召下，义塾师生无不严守学规，努力上进。代海的编辑团队，在他的感召带动下，也是一群同样虔诚的文学信徒。他常常自己不吃不喝不拿，也要给编辑们管饭开支。他还常常把自己收藏的一些小玉件等古董，作为礼品送给编委或支持自己办刊的人们。他常常对编辑和作者们说：“办刊物难，要办好一份刊物更难。目前没钱给你们发加班费、稿费，我很抱歉。等到刊物办红火了，一定补上。”光绪十六年，武训资助又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二十二年，武训又靠行乞积蓄，并求得临清官绅资助，用资3000吊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取名“御史巷义塾”，即今山东省示范化学校临清“武训实验小学”。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一生不娶妻、不置家。有人劝他娶妻，他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他毫不理顾，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武训的故事，至今为人称道；可是代海的事业，至今却是少有人理解。有人劝他说：“代老师，年龄不小啦，回家陪老伴抱孙子，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去吧。这样可怜巴巴在北京城里漂着，可不是个事呀。”代海总是笑而不理。他心里怎么想，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只看到他仍然还是奔波不止。夏天汗流浃背，冬天胡须上经常沾着霜花。病了也舍不得花钱医治，嗓子痛得话都说不出来了，还在四处游说。武训的精神令许多人感动，可代海的做法却很少被人理解，因为文学不同于教育。在有些人的眼里，文学只是可有可无的闲淡事情，并非是生活的必需，更不是社会的要害。因此他的微不足道的努力，也就可有可无，甚至是完全多余。还有一些议论，认为他是为了发财，为了成名，为了名利双收什么的。这就是代海与武训的处境相比，更大的困难和悲哀所在。这种不理解甚至曲解，也是令他最感痛苦迷惘的。
这个世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有人窃国得手，不被视为盗；有人真心奉献，不被认为贤；有人哗众取宠，一路伴着掌声鲜花；有人真善美本色呈现，得到的只是唏嘘白眼。然而，无论是窃国得手，还是哗众得法，无论是本色呈现，还是唏嘘白眼，最终都会被历史定格到应有的位置。历史不会黑白颠倒，人们不会永远糊涂。对武训与代海这样的追梦者而言，世俗的评价与看法，一切都是浮云烟雾。即使声名埋没，又有什么关系？我行我素，干自己心爱的事情，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由此可见，代海的坚强，是远甚于武训的。他是完全被世俗的功利排除在外的一个另类，一个很少为世俗理解的苦行僧式的独立独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