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和我们的争执引来很多围观群众，当时有上百人之多。有人就问他们：“为什么抓这些讨饭的耍猴人？”“警察怎么没有穿警服开警车？”围观群众当中，有人拨打110报警。110到场之后，这几个森林公安人员才出示证件。110走后，宋庆军继续把我往车里按，用脚把我往车里踹。我的上身已经被按在车座上，两条腿还在车外。一旁围观的群众同情我们这两个耍猴人，几个人就把我从车里往回拽，从警察手里把我给拉了回来，掩护我赶紧逃走。一个路过的出租车司机让我上了他的车，送我走了很远。这样我才没被警察带走。
田军安说到这里，鲍风山接着说：
在田军安被警察抓住往车里按的时候，围观的人对我说：“你还傻站在这里干吗？还不赶紧走。”我就赶紧牵着猴子往前走，一个警察始终跟着我，没有走出多远就被他拦下。抓田军安的那个人又过来抓我。围观的群众第二次报警。这次110来了两辆警车。我们跟警察解释说：“我们是街头耍猴人，他们不让耍，还非要把我们带走。”这时候，森林警察说：“我们只是要带他们去给猴子做一下检疫，要是没有事就放他们走。”他们这样一说，出警的110警察就对我说：“那你就跟他们走一趟，到那里检疫一下，没有事不就让你走了吗？”
就这样，我上了他们的车，被带到了当地的公园。他们把猴子关进了公园里，把我带到了森林公安局。
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刑侦科长指着我说：“信不信我把你的猴子打死？”
我说：“你有权力也可以把我打死。”
看到我这么说，刑侦科长说：“你还狡辩，信不信我把你关起来？”
他们把我铐在审讯椅子上，让我交代其他几个耍猴人住在哪里。7月份正是最热的时候，审讯室里更热，他们审了我三个小时，我口渴得要命，几次要水喝都不给我。后来晕在审讯椅子上了，才给我拿来水喝。
这次抓我们几个耍猴人的时候，这些森林公安局的警察和群众在街头发生了摩擦，这让他们感到很没有面子。他们当着我的面，给上级领导打电话请示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还问是不是需要请记者来采访一下，澄清他们的执法行为。
下午，和苏国印搭班的鲍庆山听说哥哥鲍风山被抓，就拿上身份证和家里的猕猴养殖证，找到牡丹江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告诉鲍庆山，鲍风山是被森林公安局带走的，让他去那里找。
鲍庆山，1968年出生，家里有五亩地，和哥哥鲍风山搭班外出耍猴30年，几乎走遍中国每个省。他比哥哥胆小一些，也没有哥哥会说、敢说，人显得单纯、稳当。鲍庆山说：
我到森林公安局找他们的时候，公安人员也不说我哥哥是不是被他们抓到这里了，就问我：“你们那个田军安在哪里？他们把我们公安局的人员给打了。”
我说：“我不知道我们住的那个旅店叫什么名字，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带你们去找。”
他们把我的身份证拿走后，就用手铐把我扣在了那里。
随后，几个警员找到了他们住的新安招待所。
苏国印，1957年出生，有近40年的耍猴经验，是这四个耍猴人中最年长的一个，一看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由于风吹日晒的原因，他脸上的皱纹比较多，显得比较老。他身材瘦小，是个胆小怕事的人，遇到麻烦事的时候，说话都哆嗦。苏国印说：
那时候天都快黑了，我在旅店里休息，田军安没有回来，我也不知道田军安和警察之间发生的事情。几个警察一进来就问：“田军安在哪里？”我吓得不行，说：“我没有见到田军安。”他们一看我也带着猴子，就把猴子装进笼子，把我也带到了公安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