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商人大都有机会主义者的禀赋，将看似无解的处境变为生财的通道。荣氏兄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时局不利，行业危机，茂新面粉厂再次上演撤股闹剧。荣氏兄弟坦然接盘，将茂新变为自家企业，尔后励精图治，提高产品质量，以“兵船”杀出洋粉重围。与此同时，振新纱厂亦拨云见日。
荣氏企业在1910年遭遇的信用危机不过是兴盛的前奏。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了巨大的空白市场，等待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行者占领。在荣氏兄弟精心经营下，面粉、棉纱事业两面开花，远销欧洲市场，由此赢得“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名。
茂新面粉厂浴火重生
荣宗敬与荣德生比谁都清楚，茂新面粉厂迅速做大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根本原因是匮乏竞争。仿佛自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生意越好，越有紧迫感，他们想着要赶在竞争激烈前提高自身实力。
可惜的是，他们还是慢了一步。刚跨过1906年的年关，坏消息便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日俄战争让茂新等小厂突然崛起，即便感觉迟钝的人们也认识到这个行业的潜力，于是在战争后期，江南一带出现开办面粉厂的热潮，一夜之间，涌现出数十家面粉厂，对小麦的争夺，变相抬高了小麦收购价。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 “在阜丰、华兴开设初期，小麦市价极低，每石常在2（银）元左右。后来裕丰、裕顺、中兴、立大等厂相继设立，户数日多，用麦量激增，麦价上涨到3.5（银）元左右。”
夏天，小麦歉收的消息加重了本土面粉制造商的忧虑。与此同时，洋面粉大肆倾销，进一步加剧竞争程度。而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东北市场面粉需求大减，供过于求致使面粉价格迅速跌落。在原料涨价和洋面粉倾轧的夹缝中，连年亏损的本土面粉生产商自发地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产业结盟既是抵御外部竞争的手段，也是上游谈判的筹码，从而让更多的企业走上结盟之路。各式“联盟”纷纷成立之际，如果不愿加入其中，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新的联盟。
茂新面粉厂也不例外。它加入了一个名叫“办麦公会”的组织。从名称上不难发现该组织的目的，即共同压低小麦收购价。事实上那时麦价之高，到了“粉贱麦贵”的地步，多数面粉厂都在亏本。除此之外，组织还包括彼此联系、互不侵扰、约定统一粉价等惯常条例，不外乎形成价格联盟，抵御竞争。“办麦公会”会员均在上海、无锡两地，除茂新之外，还有中兴、华兴、立大、裕丰、裕顺、阜丰等6家，其中阜丰资格最老，茂新次之，约定共进退、同荣辱。
当“联盟”取代单家工厂出现在谈判桌上时，议价能力其实又回到单家工厂水平，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倒置难题。“粉贱麦贵”的状态持续发酵，许多面粉厂纷纷倒闭，茂新数年积累被消耗一空，荣德生急向聚生钱庄借款8万两，后又借款4万，茂新面粉厂才不至于被冲垮。
在这场行业危机面前，洋面粉质优价廉，将本土小厂打得落花流水。荣氏兄弟总结经验，“要增强企业竞争能力，非提高产品质量不可”。洋人采用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所以产品质量稳定并且低价。于是，荣宗敬与荣德生制订“添机改造计划”，决心对厂房和机器进行升级改造。
因债台高筑，借贷无门，硬件升级计划一度搁置，但两兄弟均将之作为战略目标，不敢掉以轻心，每次到上海出差，他们都竭力打听国外的先进机器和销售渠道。如是三年，茂新面粉厂连续亏损，折损2万多银元。1909年，个别股东因茂新连年亏损丧失信心，自愿将股份低价出售，荣氏兄弟得以以面值1/7的价格大量回购股票，由于资金不足，唯有“欠人，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