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余教练脾气太火暴，印象里她从来没有轻言细语地说过话。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她说一遍我没改，她立马就爆炸了。我们一起训练的队员，从来没有比如“今天起床感觉天气很好或者很高兴”这种感觉，每天一起床就想“马上又要训练了，又要挨骂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犯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教练会突然罚你跑步。所有队员都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不知道惩罚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只知道它一定会来的。
成年后我知道这不是教练个人的问题。中国自古有“严师出高徒”的说法，教练对弟子们都是非常严厉的。在如此压抑的环境里长大的弟子们后来退役当了教练，会不自觉甚至变本加厉地压制自己的弟子。这多少有点“多年媳妇儿熬成婆”的意味。也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别的教育方式。这一代教练是这么压他们的，等他们大了当教练后就也那样压下面的新队员，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压制下去，所有队员都是在超强压的训练方式下成长的。这非常不人性，但……很见效。在“出成绩”的诱惑下，一切高压手段都是被默许的。
1997年，我在青岛的全国网球联赛总决赛中，拿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全国冠军，成为年龄最小的成人组全国单打冠军。
很遗憾的是我完成了爸爸的心愿时，爸爸已经看不到了，有时我会想象如果爸爸还在，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会不会抱着他女儿开心地笑着，应该会为他女儿而感到骄傲吧？从爸爸离开我后，“爸爸”这个词我会尽量避免提及，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这是我藏在内心深处、不能触碰的重要秘密，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护它不会受到伤害。有时候我也忍不住会想：如果爸爸没有那么早离开我，我是不是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以任意地在爸爸面前撒娇，可以偶尔任性，不用假装坚强，不用小小年纪背负家庭的责任而生活，应该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吧。
进入省队后不久，我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次出国交流的机会—那时省队通知我去北京参加青少年集训，来自全国各地的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都聚集于此。这是国家网球中心举办的活动，耐克中国公司担任赞助商，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一共有六男六女十二名运动员被选送进入耐克训练营。
最终的优胜者获得去美国网校学习10个月的机会，我非常幸运地赢得了这个机会。
在1997年，办签证还是件非常麻烦的事，也费了不少周折。而我此刻的精力更多地要用在上海举办的全运会比赛上。全运会一结束我就要远渡重洋，妈妈放心不下我，独自来到上海看我，我们母女俩见缝插针地见了一面。妈妈送我到机场就忍不住哭了，一面是舍不得我小小年纪就要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生活，连个伴都没有；另一面也是思念离世不久的父亲，但又不能明说，只能以眼泪来抒发心中的郁结。
耐克公司联系的网球学校在得克萨斯，上海只有直飞洛杉矶的班机，我要在洛杉矶转机一次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时我办的是学生签证，需要有一张I-20表才能过关，但是监护人在我出国之前忘记给我这张表，入关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反复盘问我这张表的去向，那个时候我一句英文不会讲，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懂中文的翻译来问我，我告诉他我没有见到过这张表，他们不信，说这不可能。又问我来美国是准备去哪里，待多长时间，我就告诉他们我要去的那家网校的名字，然后，他们还打开我的两包行李细细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