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姥姥比母亲大不了几岁。她叫母亲时，叫名字。母亲从不叫她，什么也不叫，说话就说话，避开称谓。母亲不停地跟她说这说那，她简单地应答。母亲走来走去搅乱着那道斜阳，二姥姥仿佛静止在幽暗里，素色的旗袍与幽暗浑成一体，唯苍白的脸表明她在。一动一静，我以此来分辨她们俩。母亲或向她讨教裁剪的技巧，把一块布料在身上比来比去，或在许多彩色的丝线中挑拣，在她的指点下绣花，绣枕头和手帕。有时候她们像在讲什么秘密，目光警惕着我，我走近时母亲的声音就低下去。
好像只有这些。对于二姥姥，我能够描述的就只有这些。她的内心，除了母亲，不大可能还有另外的人知道。但母亲，曾经并不对谁说。
很多年中，我从未想过二姥姥是谁，是我们家的怎样一门亲戚。有一天，毫无缘由地（也可能是我想到，有好几年母亲没带我去看二姥姥了），我忽然问母亲：“二姥姥，她是你的什么人？”母亲似乎猝不及防，一时嗫嚅。我和母亲的目光在离母亲更近的地方碰了一下，我于是看出，我问中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母亲于是也明白，有些事，不能再躲藏了。
“啊，她是……嗯……”
我不说话，不打断她。
“是你姥爷的……姨太太。你知道，过去……这样的事是有的。”
我和母亲的目光又轻轻地碰了一下，这一回是在离我更近的地方。唔，这就是母亲不再带我去看她的原因吧。
“现在，她呢？”我问。
“不知道。”母亲轻轻地摇头，叹气。
“也许她不愿意我们再去看她。”母亲说，“不过这也好。”
母亲又说：“她应该嫁人了。”
我听不出“应该”二字是指必要，还是指可能。我听不出母亲这句话是宽慰还是忧虑。
“文革”中的一天，母亲从外面回来，对父亲说她在公共汽车上好像看见了二姥姥。
“你肯定没看错？”母亲不回答。母亲洗菜，做饭，不时停下来呆想，说：“是她，没错儿是她。她肯定也看见我了，可她躲开了。”
父亲沉吟了一会儿，安慰母亲：“她是好意，怕连累咱们。”
母亲叹息道：“唉，到底谁连累谁呢……”
那么就是说，这之后不久二姥姥就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