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知识指明的只是实践的迷宫。一个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往返穿梭在迷宫里的历史主体：没有比这种景象更荒诞的了。既然知识是易变的、可颠倒的，它当然就不具备任何普遍性。一代怀疑主义由此诞生。
现在看来，怀疑主义的精神向度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正是“文革”哲学的延续，尽管是变异性的延续。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所武装的头脑必须洞察一切似是而非的形象。革命文艺成功塑造了各种披着羊皮的狼。有一个风行一时的动画片揭露了某个为儿童慷慨解囊施舍糖果的老人是宣传“读书无用论”的隐藏敌人。更著名的是样板戏《海港》里的钱守维，企图通过对年轻人施以小恩小惠来破坏国际主义的伟业，而终于被剥去了伪装。敌人无处不在，需要我们戴上有色眼镜去识别。
不过，阶级斗争的神话哲学到了后来变异为连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故事都无法想象的惊心动魄的历史错愕。“警惕”的意识形态被推到了极端，因为历史的事实一次次告诉我们，反面人物往往是那些最不可能是反面人物的人。当法定的继位者和第一夫人相继被剥去伪装的时候，面具和真相之间的区别就几乎不存在了。既然每一个亲友都可能是身边的“赫鲁晓夫”，既然每一个路人都可能是白骨精的化身，有一天我们终于彻悟：在神祇和魔鬼之间，也许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或差异。价值的可置换性也在这个时候埋下了种子。
斗争无疑是神话的一部分，所有的神话都包含了斗争的中介。但斗争的多变和自反，尤其是历史现实表达的吊诡，使整个神话的逻辑具有强烈的自我解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构主义（或更宽泛地说是后结构主义）从80年代起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广泛散播并不是偶然的。显然，结构主义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的地位，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从神话体系中总括出来的统摄性结构，始终无法赢得理论上的确认，因为那种根据神话安排的固有结构早已在实践中遭到了质疑。
必须承认的是，对于现代主义的迷恋在当时不无文学进化论的影响，而这种进化把西方几百年的文学流变压缩在“文革”后的十几年内。对于新一代文人来说，现代主义成为理所当然能够超越或废弃法定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种新的文化武器，而这种武器是我们的前辈所未曾拥有的。不幸的是，现代主义的确首先起源于对一种真正的文化革命的想象。正如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共产党人一样，80年代的文学现代主义在相当程度上隐含了左派激进的意味。
回到标题，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把行为（动词）而不是意象（名词）置于言语的中心，那么是“穿越”而不是“阳光”概括了我们生命的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