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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社会的基本关系是对话，无论这种对话是对抗式的还是交流式的。显然，被放逐者唯一的生存形式便是独白。在虚拟的语言国境内，独白便成为孤寂的、唯一的“社会”事件。沉溺于汉语的虚拟国度中，徒劳地寻找说话的对象，我们孜孜不倦的独白使放逐显得更为荒谬。然而这种荒谬却正是被放逐者注定要面临的。
对于被放逐者来说，做一个局外人，这个简单而现实的境遇，当然从根本上说是语言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人”连地狱都不是，连地狱所拥有的好客性、亲和性和包容性也不可能显示。“他人”作为一种异己的语言存在，仅仅是一个无关的、隔绝的体系，或者一个擦身而过的影子，无法触摸，更无法进入。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独白没有人倾听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无法获得倾听的能力。因此，反过来，异己性也是我们对“他人”所显示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变成了“他人”，阻隔了所有自身之外的人。于是，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命题为寓言家卡夫卡的城堡意象所替代而显得不可捉摸，它甚至变成后现代的令人疲耗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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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汉语放逐并不仅仅意味着那个具有四声系统的说话方式的丧失，它更意味着对语言背后的历史语境的间离（顺便一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隐喻性的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译的）。而这正是被放逐者的困境:语种的绝缘被文化的绝缘注定了厄运。
同样，迷失在“洋话”（假洋鬼子说:“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之间的人毋宁说是徘徊在橄榄球的无聊规则、迈克尔·杰克逊的假模假式以及肥皂剧的笑声之外的人。被一个语言世界遗弃而在另一个语言世界外徘徊，这种无可名状的窘境指示了我们的边缘状态。这种边缘状态会是一个超越的契机吗?抑或它仅仅是绝望的悬崖?
关键在于，你如何可能，像欧阳江河曾经看到许多人所拟想的那样，“从一个象形的人变成一个拼音的人”，变成对那个“想象的社团”毫无记忆和知觉的人；或者，自我狂妄地放逐了那个巨大的国家，作为对被放逐的阿Q式的复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