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永恒的目标是抵御那种对新经验的可能性的威胁。好像一个好奇的孩童坐在他从未接触过的钢琴前，摸索一个他未曾听过的和弦。不过，阿多诺认为，所谓的新，意味着对新的追求过程，已经获得的新就不是新了。乌托邦，也就存在于对现存的不断否定的过程之中，那种被武断地实在化的乌托邦会成为压制和恐怖。阿多诺对现代性的批判从来不给出一个幻想的出路，似乎出路仅仅在于对无路可走的清醒意识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阿多诺和鲁迅之间的差异。如果说鲁迅对铁屋的绝望仍然掩饰不住他对通过呐喊冲破铁屋的希望的话，阿多诺则承继了本雅明以及犹太文化的神秘想象，坚持了绝望中的守望。
1968年，欧洲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阿多诺及其法兰克福学派同僚的著作成为激进运动的理论武器。但是，对于将他的理论实践化的学生运动，阿多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同情。他尖锐地指出，尽管抗议运动是出于对主流文化的反抗，但是它不幸成为了主流文化工业的一个产物。阿多诺对政治实践的怀疑来自他对一切组织化事务中的危险的敏锐察觉，对通过反叛重建另一种文化霸权的警惕。
对乌托邦的任何一种落实都有建立一个绝对化体系的危险。从另一个角度看，任何一种体系都可能是压制性的，需要我们与之保持批判的间距。
●流亡
在美国的流亡使阿多诺更清楚地看到了一种从一切压制中流亡的必要。对阿多诺来说，距离并不是安全区的保障，而是一种张力的形成要素。真正的流亡，是一种内在的流亡，不仅是从极权政治下的流亡，也是从主流文化中的流亡。哪怕阿多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在美国期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持续追踪（因为联邦调查员们被他的欧洲哲学术语弄得一头雾水而无法获得任何有效的信息），他仍然敏锐地看到了那个制度中的隐形控制，而这种控制主要来自大众文化的模式。
一种真正的批判，对于阿多诺来说，也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斥。如果没有对所批判的目标的亲身体验的话，批判一定会失去它的客观性，变成抽象的理论玩耍。当阿多诺驾驶着一辆绿色的1936年普莱茅斯轿车驶过纽约街头，当他带领年轻的美国学生去影院观看好莱坞影片以便更深入地分析它们的欺骗性，我们一定不会误认为他真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自命清高之徒。但思想的流亡，却穿越了一切现实的存在。
不用说，阿多诺至今仍然处在流亡的境遇中：他以局外人的眼光流亡在左派政治的阵营中，他以精英主义者的面目流亡在后现代的狂欢节上，他以哲学家的身份流亡在音乐厅和歌剧院里，他以反形而上学的姿态流亡在理论的圆桌会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