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一个手拿摄像机的男子在人群中走走停停，拍摄这些悲痛欲绝的亲属。我之前没怎么注意到他。他走到一个正在恸哭的人跟前，向上摆了摆手，意思是继续哭，继续！那个人立即大吼一声，声音比刚才大得多，感觉也更真切，然后不住地用手捶地。似乎没有人愿意被拍到一副沉静、克制的模样。
黄家人的举动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仪式，将信仰和行为融为一体。安德鲁·纽博格和尤金·达其里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从事脑神经方面的研究。他们指出，如果想要仪式发挥作用，那么参与者必须动用“大脑和身体的所有组成部分，身体行为必须与思想行为调和”。黄家人通过哭泣、下跪和表达悲伤等举动，与比自己更强大的某种事物建立起联系。
黄先生的棺材已送进炉膛，麦克示意黄先生的儿子按下点火按钮。这只是一个象征性动作，但蕴含了无穷的力量。
麦克之后告诉我说：“你就得让他们按下按钮，他们特别喜欢这么干。”
黄先生比雅各布幸运得多：他有一个爱自己的人，所以没有沦落到由一个随便指定的、毫无文化敏感性的火化工送他上路。
我们关上炉门，眼瞅着黄先生被火舌吞噬。克里斯迅速冲上前，在机器前点燃了一根巨大的蜡烛。“火化见证”一直由麦克和克里斯组队完成，黄家人也不是第一次在葬礼上哀号，看来没见过世面的只有我一个。
黄先生的火化见证迫使我考虑，如果我的父亲走了，我该做些什么。说实话，我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我敢肯定，有一些参加火化仪式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伤心，大部分时候都在逢场作戏。不过这没关系，黄家人至少举办了一个仪式。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一点令我非常羡慕。他们知道如何哭得大声，如何表现得悲痛，还知道要带来一筐水果做祭品。家里的丧事使他们团结起来，按照传统的观念和风俗行事。
我的父亲在一所公立高中教了四十多年的历史课。虽然学校位于岛的另一侧，但他仍然保证每天五点半起床，开车把我送到火奴鲁鲁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车程将近一个小时，然后再开一个小时去自己教书的高中上班。这样一来，我就不必乘坐公交车上学。他为我开过了几千英里的路。在他去世后，我怎么能狠心将他交给别人呢？
我从西风学到的越多，就越觉得开办“死亡美学”殡仪馆的想法不妥当。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与死亡的关系根本就是错的。我在西风只待了几个月，便发现自己天真得可笑，竟能想到“把乐趣还给殡仪馆”这种主意。“歌颂生命”式的葬礼不能有尸体出现，也不能谈论死亡，只能让老爸趁着大伙喝潘趣酒的时候放一首老掉牙的摇滚乐，这就好比你用创可贴去给人家处理枪伤，上面还画着Hello Kitty，感觉特别不着调。
不，当我父亲去世时，我要为他举行火葬。我不会选择西风这种仓库似的火葬场，而是一个美丽的殡仪馆，有着大大的落地窗，阳光可以直接照射进来。如果这间殡仪馆拒绝或隐藏死亡的存在，那它算不上美丽；说它美丽，是因为死亡在这里能够被接纳。在这里，人们可以亲自清理亲人的遗体，可以安全、舒适地陪伴自己故去的亲人，直到尸体被火化的那一刻。
1913年，萧伯纳记述了自己见证母亲火化的时刻。她的遗体躺在紫罗兰色的棺材里，双脚先进入炉仓。“哦，看哪！”他写道，“她的双脚神奇地燃烧起来，火焰像缎带似的跳跃着，明亮的色泽如同石榴石。火舌好似圣灵节的热焰，没有烟雾的困扰，样子却颇为热切，一下子将整个棺材全部点燃。我的母亲化成了艳丽的火焰。”
我想象着我的父亲，炉门打开，金属碰撞的声音在屋子里回响。如果他在我活着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会陪在他身边，亲眼看着他化作那“艳丽的火焰”。我不想让别人火化我的父亲。随着我对死亡和殡葬业愈发了解，一想到由他人处理家人的遗体，我就觉得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