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以往火葬使用的是柴堆，之后逐渐向工业化演变。早期的火化炉上有一个窥视孔，死者家属像偷窥色情表演似的，通过这道小孔窥看尸体火化。有些殡仪馆甚至要求家属必须亲眼看着尸体送进炉膛。随着时间的推移，窥视孔全部被封了起来，死者家属也不必再踏入火化间。
过去的几十年里，殡仪业挖空心思，尽可能让死者家属远离与死亡相关的方方面面，生怕引起他们的不快。可以告诉你，如此谨慎行事的不仅是火葬场。
我朋友玛拉的奶奶不幸中风，生命危在旦夕，玛拉火速乘上前往佛罗里达的航班，赶去给老人送终。接下来的一周，玛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奶奶被病痛折磨：呼吸困难，没法吞咽，不仅身体不能动，连声音都发不出来。最后，死亡终于将老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玛拉却没能从始至终参加完奶奶的葬礼。葬礼那天，玛拉发给我一条短信：“凯特琳，坟已经挖好了，我们就站在边上，旁边就是奶奶的棺材和人工草皮。我一直以为他们会当着我们的面让棺材入土，结果没有。我们走的时候，棺材还待在原地，根本没埋到坟里。”
只有在玛拉和家人离开后，殡仪馆才会把奶奶的棺材放进墓穴，用黄色的挖土机往里填土。
如今这种逃避死亡的经营战略，成功将哀悼者的注意力转移至“歌颂生命”这一积极主题，毕竟生命比死亡更有市场。一家大型殡葬公司在等候室里摆放了几台小型烤箱，这样一来，新鲜出炉的饼干香气可以缓解死者家属的心情，分散一些注意力——嗯，希望他们的巧克力饼干能掩盖住化学试剂和尸体腐烂的味道。
我回到西风殡仪馆的储藏室，向那些大妈点头致意，她们速度惊人，灵位已经差不多完成了。黄先生的遗照下方摆满了花圈和一盆盆的水果，不用说，他就是家族中的父权权威。照片完全是照相馆风格，一个年迈的中国老人身穿笔挺的西装，双颊红润得不正常，身后飘着几朵白云。
按照麦克的指示，我和克里斯把黄先生的木制棺材抬到小教堂。打开棺材后，只见黄先生穿着生平最好的一套西装，安详地躺在里面。他的脸很平滑，表情略显僵硬，这是经过防腐处理后的典型尸容，不再是“云彩照”里那副不知所以的严厉模样。
那天早上，越来越多的家属来给黄先生吊唁，每个人都把大量水果和供品放在灵位处。“你，”一个年长的女人极其不满地冲我吼道，“你怎么能穿红衣服？”
红色在中国文化里代表喜庆，是绝对不能在葬礼中出现的。我身上那条樱桃红裙子甚是扎眼，像是在挑衅：“哈，你们这群凭吊的！我可不在乎什么文化差异！”
我想为自己辩解，告诉她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一家今天要来，更不知道他们要来见证火化。但我没说出口，只是含糊地说了句“对不起”，端着一碗橙子从她身边溜走。
此时麦克已经开始给火化炉预热，时间一到，我就跟他来到小教堂。屋里站满了黄先生的亲属，我们艰难地在人群里穿行，其间不少人都对我的红裙子指指点点。我们把木棺材送至火化间，亲属们紧跟在我们后面，大约有三十个人，蜂拥闯入我的那片圣土。
我们刚一进去，所有人（包括老太太在内）全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号啕大哭起来。长长的哀号声混杂着火化炉的噪音，场面不是一般的诡异。我目瞪口呆地站在他们身后，感觉自己像个人类学家，误打误撞目睹了某种未知的神秘仪式。
聘请职业哭丧人是中国丧葬习俗的一个传统，他们帮助死者家属宣泄哀思之情，力图将葬礼的悲情氛围烘托至极致。现在跪在地板上的这些人，很难分辨出里面谁是黄家人专门雇来渲染气氛的。难不成奥克兰本地有人做哭丧这行？他们看起来伤心得很，不像是装出来的。但话说回来，一大群成年人毫不掩饰内心的脆弱放声大哭，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到。此时此刻，再能忍的人也在尽情宣泄自己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