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在越南整训的解放军部队于10月返回国内，于1948年初编入新成立的“滇桂边区纵队”（简称“边纵”），黄景文任一支队司令员。1949年7月，“边纵”改称“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仍为“边纵”，庄田任司令员，林李明任政委，黄景文任参谋长。
有这个背景，边纵参谋长黄景文入越自然顺理成章。据黄景文夫人李夏湘后来的回忆，陈赓组织入越工作班子的时候，黄景文主动请缨说：“请组织让我参加顾问团吧。我对越南的情况熟悉。”
考虑到随行电台沿途要和中共中央、西南军区、在越南的中共联络代表罗贵波和第4兵团司令部这四个方面保持及时联系，刘师祥带上了三个机要员——傅孝忠、岳星照、延月庚。为了及时收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新闻，还从兵团新闻科调来了机要员赵锡峰。
一声令下，代表团成员齐聚昆明。
第40师副师长王砚泉还在滇西南凤庆地区指挥剿匪作战，并且刚刚完成了对赴越军事顾问团干部的选派。待接到兵团命令急返昆明的电报，他就只有纵马飞奔了。赶到大理的时候，王砚泉遇见了要去昆明向军事顾问团报到的第119团团长田大邦，两人结成一路急如星火般来到昆明。陈赓一见王砚泉，大声说道：“回来得真快，跟我一块到越南去打一仗吧。”
随陈赓出发的干部们都很愉快，几年来他们跟随陈司令员出征，捷报频传，信心十足。只是28岁的刘师祥原打算7月里和同在一个处的女机要员张瑞云结婚的，这下子婚期可就不知道要推到哪一天去了。
陈赓细心地为印支共中央准备了礼物——从香港买来的一批收音机、手表和钢笔。他还为罗贵波带上了慰问品，加上别的，林林总总，足足用了20头骡子驮运。
临行之际，陈赓的考虑颇为周到。6月28日，他致电中共西南局并中共中央，报告说：“我决定于7月5日由昆动身赴越，但我应以何名义去越，请即示之。”
6月30日，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复电：“陈赓到越可用中共中央代表名义。”陈赓的身份是“中共中央代表”，他被赋予全权，入越后即为中国派出的最高负责人，在必要时可代表中共中央作出决断。而罗贵波则是中共中央派往越南的联络代表。
毛泽东对陈赓的军事才能完全信任，他同意越方改打高平的决定，于7月2日致电印支共中央说：“对高平的具体作战方案，等陈赓去后，由你们最后商定。以后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我们如有意见，仅供你们参考，因为你们比我们熟悉情况。”
后来，陈赓的出发日期略有推迟。
7月7日早晨，一列小火车静静地滑出了昆明火车站，向南驶去。车窗里，有人想贴着窗户往外张望，一看到路边有人，又急忙缩了回去。他就是陈赓。清晨，陈赓吻别了当年4月8日才出生的女儿小进。算起来，小女儿再过十天就过百日了。
在一个警卫连护卫下，陈赓率随行人员乘坐滇越铁路小火车开始了他的秘密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