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算是摸到了这一命脉所在：“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 有“故实”，即必有是“体”；有是“体”，乃是因了“有常”的“名理”。而“体”的由来又是怎样的呢？刘勰认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 很明显，文体是“情”、“理”由“隐”到“显”，由“内”至“外”的“符号”化过程。假如我们撇开刘勰的特定所指，而将“情”、“理”一般性地看作任何一种思维观念上的待定物X，文体的本体论性质、世界感的先在地位就很昭然了。“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 ——“体式”一旦定下，要表达的内容的大方向也就定下，不复有太大改观：“习”有气质、禀赋、才情、习惯等义，这一切的和合也许正是世界感的原意。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说的不正是这个意思吗？巴赫金的看法似乎正好能和刘勰“对话”，在老巴看来，文体是“一种特殊世界观的X光照片，是专属于某一时代和特定社会中某一社会阶层的观念的结晶”。因此，一种文体便“体现了一种具体历史的关于人之为人的观念” 。扬雄也说得很明白：“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虽不专指文体，它的隐义和思维言路却可以为我借鉴：有何“心声”、“心画”，就有何“言”、何“书”；而“言”、“书”正是对一定世界感（“心声”、“心画”）的编码，这个编码又必定会以一定的话语体式（“言”、“书”）来体现。因此，仅将文体理解为一种书写方式（即“怎么写”），而不是将它纳入与世界感相同一的本体论高度上来看待，在“语言转向”后的当今哲学大流变中，未免有失肤浅之讥。诚如明人徐师曾所谓：“夫文章之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 很明显，“制度”、“法式”在建造“宫室”、“器皿”之先就已存在，一如马克思所说，最蹩脚的建筑师在修房子之前脑海中也早已有了房子的草图，哪怕这是一份拙劣之至的草图。英国人C. S. Lewis则说，文体“是一种表达模式化的经验的特定方式”（a particular kind of patterned experience）；这是一种“先在的形式”（the pre-existing form）。 其实，“模式化的”（patterned）也好，“先在的”（pre-existing）也罢，不过是强调文体作为世界感，较之于文本有它的先在性。
小说作为野史话语的主要表现体式，在中国出现伊始，就开始使用一种与正史文体（比如经、史、文）或多或少相异、甚至基本不同的打量世界的目光，就拥有不同的评价世界的体系。究其原因，正在于小说最主要是出自民间百姓、用以表达民间百姓悲欢离合的一种庸常体式，和为统治阶级说话的道貌岸然的正史文体有天壤之别。它引证的原初理念是杨墨互补。它不是对儒道互补的注释和引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就是当它刚一出现便与经传形成了对立的局面。” 《汉书?艺文志》就此曾有言：“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剔除轻蔑藐视的成分，恐怕也算道出了实情。巴赫金则更进一步指出：不同的文体“都代表着一定的看法立场”，“都是通过语言体现出来的不同世界观”。 假如此说可以坐实，我们就可以说，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世界观，自然也就有不同的文体。还是巴赫金能一语破的：“真正的体裁（文体）诗学只能是体裁社会学。” 但“体裁社会学”的关键，仍在于不同阶层拥有各自观察世界和社会的不同世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