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正史话语与野史话语(3)

野史话语的时间形式大不一样。它的时间是多维的。从野史的角度出发,它承认既有的历史事实,但又改变了对这个事实的看法。比如,董仲舒情急之下恶向胆边生似的引阴阳五行入自己的学说,创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皇权天定的形而上学体系,以论证皇权的必然性、神圣性,此时的时间是神圣的,是古往今来同一的,而野史则认为“有秦以来,凡为帝者皆贼”, 这就一下子把神圣的、古往今来同一的时间给捅了个底朝天。本乎此,野史话语提出了自己的时间观念——虚时间。虚时间一方面意味着时间可以是多维的, 这就给静止、神圣的正史化时间硬加了新的维度,也为人们能够以“贼”视皇权,以“贼性”的发展流动视皇权的时间流动提供了武器;所以,另一方面,它还深刻揭示出,时间绝非一种面目,其他的面目目前或处于其他维度中,或处于时间潜在的可能性中,只是不为我们知道罢了。后一个方面尤为重要,因为它为小说的叙事带来了极大的内驱力和想象力。

野史化时间的另一大特征在于它的流动性。许多稗官、传奇、小说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时间的多重性解释,而且还能上天有路,入地有门。天上、地下的时间在叙事过程中流动;反过来,事件、奇迹在时间的流动中不断更换面目,因而彻底搅浑了静止的时间,并使它流动起来。在野史化的时间中,一天不同于另一天。这就彻底捅破了正史化时间的老底。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我们必须把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一切领悟及对存在的每一解释的境域。” 时间,从野史的角度来看,终于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史话语的时间形式的顶壁,打穿了一个小孔。透过这个小空,我们看见了外边的野史化的时间,看见了潜在的、可能的、多维的、流动的虚时间。因此,我们不妨说,时间的正史化最后是时间的死亡,时间的野史化则是时间的大解放。

与时间一样,正史话语和野史话语也有各自不同的空间形式。正史化的空间局限于宫廷、官场、庙堂……一句话,局限于“官”的活动场所。陆九渊在论证、举双手拥护了正史化时间的一统性、静止性后,又忙不迭地向空间的亘古不变性表达衷心:“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也就是说,正史话语的空间方式,百官的活动场所,无论东西南北,都处在“天理”的绝对凌驾之下;官又是不轻易、甚至是不走向民众的,所谓“不与庶人同乐”,在通常情况下,正史化的空间必定成了高高在上、代表儒道互补的正史话语的符号。如果说,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那么,这家谱是只记载、或只主要记载宫廷与官场的。野史化的空间则主要包纳闺房、厨房、田野、溪流、大地、密室……从野史的角度看,杨墨互补的主导思想使野史话语最关心的,是老百姓自己的利益,老百姓自己的生活,这一切大都在庙堂之外的广袤大地展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一方面;“帝力于我何有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又是一方面。和正史话语对野史化空间的漠视相反,野史话语是关心、包纳庙堂的,当然,这得从野史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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