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是长期以来被人们经常谈论、引证或用以说明中国文化特色的命题，在学术界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它最直白的含义是，两种文化在不同的人生际遇中可以互为补充、发明并发挥各自的威力，以使国人不至于把价值关怀都给弄丢了。“达则兼济”鼓励国人要勇于入世、建功立业、不“悔教夫婿觅封侯”，而是“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儒家）；“穷则独善”则承认国人有权啸傲山林、放浪隐逸或任性无为（道家）。事实的确如此。比如老顽童李太白就能把“仰天大笑出门去”和“明朝散发弄扁舟”毫不矛盾地搓成一团。然而，有一点却可以指出：儒也好、道也好、儒道互补也罢，在下层百姓（即“愚民”、“群氓”、“刁民”、“草民”……）那里从来都影响低微，它充其量在上流社会、文人士大夫阶层有那么点儿一鳞半爪的迹象 。比如古时发蒙的必读书《增广贤文》就大谈什么“知人知面不知心”、“逢人只说三分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恐怕就既不合儒家“诚意”、“正心”的标准，也不合道家率性自然的宗旨。不过，我等小民恰好是在诸如此类的贤文、格言的言传身教中长大成人的。那是我们的胎教。话说回来，假如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真的已经深入民间，掌握了群众，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就无须反复强调教化，无须花大力气表彰烈女、节士，也无须朱老夫子高喊“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了。比方说，多出卿相、名儒、文人学士的地区，应该算得上儒术礼教的风水宝地了吧？但出了一大帮理学名臣的江西，其风俗有悖于礼教的就不在少数，《文武库》揭发说，通省则“少壮者不务稼穑，出营四方，至弃妻子而礼教俗日坏，奸宄间出”，活活扇了该风水宝地的耳光；各府如南昌“薄义而喜争”，建昌“性悍好争讼”，瑞州“乐斗轻死，尊巫淫祀……” 孟轲先生的仁义大道被弃若敝帚，道家的清静无为也早绝踪迹，更不用说“独善”什么“其身”了。江西如此，其他蛮夷之地似乎更可想见。
儒道互补并不属于民间下层百姓，它只是陈思和所谓的“庙堂”文化，与庶民百姓瓜葛不大。我们的学者在这里也许会错了意、表错了情。反过来说，民间文化也绝不是什么儒道互补，应该另有渊源 ；仿照“儒道互补”的提法，不妨先提出个“杨墨互补”与之相对应 。鲁迅曾说“杨朱无书”。因为作书就是“利他”，有违“为我”本意——杨朱显然是个“说到做到，不放空炮”的主。孟子揭发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韩非则控诉道：“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 除此之外，韩法家还不依不饶地指着杨朱的鼻子鄙夷地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 从“杨朱无书”后其他各家所载的只言片语来看，说杨朱的核心思想是“为我”，即今人所谓极端的个人主义，就不算冤枉杨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