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父亲也有好的一面。他很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家里虽然很穷，却有一个很大的书橱，“这个书橱是他们那陈设简陋的住宅中最主要的装饰品，里面存放着各种各样的书籍”。他还订了一本当时很畅销的杂志《读者文库》，这份杂志经常刊登俄国作家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克雷洛夫、奥陀耶夫斯基、巴拉廷斯基、维亚泽姆斯基的作品，以及翻译过来的巴尔扎克、乔治·桑、雨果、席勒、霍夫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贪婪地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心中不断升腾着有朝一日名扬天下的作家梦。
更难得的是，父母还从叶卡捷琳娜贵族女子中学给他们请来两位老师，一位是教堂执事，他善于娓娓动听地给孩子们讲述圣经里洪水的故事或约瑟的奇遇；另一位就是一所半寄宿中学的创办者法国人舒沙尔，他最早使孩子们接触到法国文学的精读课本。而父亲则亲自教授拉丁文，只是这位军医父亲对孩子们要求十分严格，语法问题稍答错一点就大骂“笨蛋”、“白痴”，甚至拂袖而去，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拉丁文和古罗马文学一直不感兴趣。
不过，家里读书的气氛大多时都是好的。晚上，全家人常常坐在灯下听父亲朗读卡拉姆津的《俄国史》，这本书父母都很喜欢，后来也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案头书。他说早在10岁的时候，就几乎已经记住了俄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要功归于父亲坚持不懈的
朗读。父亲暴亡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流了很多眼泪。他写道：“我
很同情可怜的父亲，脾气多古怪啊！他忍受了多少不幸的事。没有办法安慰他。”这就是他对父亲的一份锥心刻骨的爱。
父亲活着的时候，他的阴郁暴躁、专横跋扈与疑神疑鬼给家人也给自己制造了许多痛苦和精神上的伤害，这从母亲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得出来。信中写道：“……尽管我心中充满爱，但我
的爱情和感情却不能被人理解，反而受到卑鄙的猜忌。随着年华和
岁月的流逝，我脸上出现了皱纹和黄疸的症状，天生活泼的性格如今变得郁郁不乐，愁容满面。这就是我的命运，这就是我那纯洁而炽热的爱情所得到的报偿；倘若不是由于我纯洁的良知仍在给我以力量，倘若不是由于我对天意仍抱有一线希望，我的命运将是极其悲惨的。请原谅我倾诉了自己的全部衷曲和情愫。我现在既无诅咒，也无怨恨，有的只是对你的爱和崇拜，我把我的心里话全都说给你，
向我唯一朋友倾吐出来……”这封信的文笔优雅婉转，凄恻感人。
父亲的生与死像谜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决意要解开它。《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马佐夫，虽然不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和他画等号，但每次阅读这部鸿篇巨制时，我都觉得这二者极其神似。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很喜欢文学，尤其是英国女作家的诗歌、小说。那时，她非常迷恋哥特小说家安娜·拉德克里芙的作品，如《奥多芙的神秘》等，这些小说情节紧张曲折，恐怖而诡异，充斥着荒唐的梦、预言、死亡的预感。漫长的冬夜里，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屏着呼吸，凝神谛听母亲朗读这些惊心动魄的作品，然后昏昏然沉入梦乡，继续做他的文学梦。也许，他的父母并未意识到，他们已在这个男孩心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并且这些种子正在潜滋暗长、蓄势待发。从作家后期的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到，作家的叙事风格的确有许多童年时代读过的“哥特小说”的影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笃信宗教，全家人每天都要祈祷与阅读《圣经》。一本厚厚的《圣经故事汇编》成了孩子们的识字课本，这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不知给孩子们朗读了多少遍。其中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印象最深的圣经故事莫过于《约伯记》。187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告知，他正在重读《约伯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