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文革”十年(10)

在写《杜鹃山》雷刚犯了错误还被信任的台词时,汪曾祺联想到自己的际遇,一时动了感情。他对别人说:“你们没有犯过错误,很难体会这样的感情。”

那时他抽烟写了一夜,写了十几句,颇感欣慰。他告诉导演张滨江:“写的过程泪流满面,动了真感情。”

于会泳每天来排练场,一干就到半夜十二点,编剧都要在现场守候,以便随时处理文字问题。于会泳一坐下来就谈剧本,不谈别的事,到了钟点他站起来就走。大家深夜回家就得坐半小时一趟的公交夜班车,冬天夜里时常顶着风。最苦的是武打演员,于会泳不允许随便比画地走过场,要求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照翻多少个跟头,丝毫不许马虎。

杨毓珉表示:“于会泳确实下了功夫,那时基本上他有一个艺术家的感觉。”不过剧团军代表原是黑山狙击战的英雄,当时是师长,有山东人的耿直。不知何故,他不喜欢于会泳,每次上剧场都坐最后一排。人们劝他坐在于会泳旁边,他说,我才不尿他呢!

据汪朗介绍,汪曾祺与于会泳的关系并不融洽:“父亲认为于会泳对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作出巨大贡献,对《杜鹃山》管得比较多,是总牵头的人物。但他又认为于会泳不太尊重人,对台词喜欢说三道四。父亲用了比较文的一个字‘怅’,于会泳说这不通。父亲就把《杜甫全集》找来,找出这个字的出处给他看。唱词因而没改,于会泳却不痛快。”(1998年6月26日口述)

1977年汪曾祺写交代材料时,曾说自己吹嘘过于会泳的才能:“我曾为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所惊讶,向人介绍过他能背不少诗词和古文。听人说,于曾对五十几种戏曲音乐进行系统分析,能唱一百多段京韵大鼓。我曾向人转述过,对他的那套工作方法,我也曾佩服过,宣传过。”(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张滨江作为《杜鹃山》导演之一,对汪曾祺所起的作用肯定甚多:

我们整天在一起考虑情节、事件、关系,讨论时吵架,有的地方否定干净了,再接着写。《杜鹃山》的押韵念白,汪曾祺写起来得心应手。他的火花太多,文字滋味浓,很鲜美。

排戏时演员很累,倒在幕后就不想起来,排练到夜里很迟。

汪曾祺也在台下坐着,让他发表意见,譬如哪句台词说得不尽如人意,没按规定情景去演,汪曾祺在这方面敢说话,许多演员很尊重他,愿意听听他的意见,经常问他:“老汪,这句怎么讲?”他有时说话重一些,但大家不反感。老实说,他是把知识传授给你,大家不会责怪他,反而愿意请教。

(1998年7月7日口述)

后来汪曾祺告诉林斤澜,有的演员理解唱词有问题,不太懂其中的意思,表演时就显得有些可笑,他在排练场听时觉得挺纳闷。

但他对演员依然抱着诚恳的态度,有求必应,有错敢于指出来。

70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回忆说:“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是突出的,他在《杜鹃山》的创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1998年7月15日口述)

1973年后,江青与张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联系,于会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队伍,汪曾祺与他们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

汪曾祺对当了部长后的于会泳的表现有些失望:“我觉得于很专横,很会弄权术,把党的正常的组织手续完全打乱了。他弄了张伯凡当联络员,完全成了北京京剧团的太上皇。董国臣在我面前大骂于:‘于是个什么东西,他把北京京剧团的家全当了,还要我们做什么?’他把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那个教研室的人都弄到文化部,把住几个要害部门,文化组简直成了上海同乡会。”(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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