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江青曾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毛选》。送给汪曾祺时，江青在扉页上写了“赠汪曾祺同志，江青”几个字，江青写字很有力，人们看后评价写得相当不错。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题写的扉页撕碎了。据说，这一套《毛选》非常难得，第一次印刷只印了两千册精装本，是毛泽东、江青自留或赠人的。汪曾祺得到一套，当时备感珍惜，心存一份感激。
身为剧团负责人、《沙家浜》的导演，事隔三十多年，萧甲认为对过去日子应持客观态度：
谁都得按当时的气氛生活，江青是那个地位，我们都得尊重她。当时我们就是这样，不管有什么看法，都应该热爱毛主席，尊重江青，但说不上到了敬仰得不得了的程度。我们在延安时就知道江青，跟保姆发脾气，有上海明星的味道。在延安时她很特别，自己改装合身材的服装，比较讲究。
我个人觉得离江青越远越好，感到她身上有一股混世魔王的气势。她到史东山家呆到晚上两三点钟，去了两三次，史就自杀了；她找了两次黄敬，黄敬得了神经病。1967年时，很多人从各个渠道给江青写信，有的人拼命承认错误，后来就解放了。军代表找我：“赶紧给江青同志写封信。”我推了：“还有很多问题没学好。”我被打怕了，知道她的为人。
排练《沙家浜》时，江青一边看戏，我一边记录，不能说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后单独谈，那就表明她经过了思考，回去琢磨过。有时她说话就比较随意，她说：“柳树呆板，太大了。”我们改了，她又说，“我跟你们说了，怎么弄成这样？”如果弄得不太好，她还会觉得你跟她捣乱。有一次，演员们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见，说减去的那场茶馆有戏。我说：“别争了，这是江青的生死簿。”还有一次，江青说：“看《红灯记》就落泪。”我在背后说：“这不好，这会损寿。”有人汇报上去，江青说：“咒我早死。”市委很紧张，就让我在党内检讨。我说，没恶意，只是诙谐。
那时排戏前总要小整风一番，江青在排《沙家浜》前，曾说：“给萧甲提意见。”
“文革”时群众斗我，一上纲就不得了，谁都上来打你，内耗厉害。汪曾祺自身难保，上面让他对党忠诚。他也贴了我的大字报，说了我们之间的背后话，揭了一些隐私。当时谁都这样。
上天安门，是江青说了算。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赏识他的才干。汪曾祺觉得意外，但没有拍马屁，而是老老实实地写东西。他在团里挺有人缘，主要演员都看得起他，他在剧作上很有贡献。
（1998年6月22日口述）
汪曾祺是个严谨认真的性情中人，他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在第一届全国样板戏交流会上，他奉命两次到大会上作有关《沙家浜》的报告。有一次在团里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他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
儿子汪朗记得，那时在样板团发了样板服，是灰色的确良布做成的。汪曾祺穿了几次，奇怪的是他竟没有留下一张穿样板服的照片。
汪曾祺后来告诉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跷着二郎腿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斥过他。
汪曾祺形容江青就像上海人所称的“白相人嫂嫂”，身上有江湖气。
汪曾祺以后反省时，感到自己那时也陷入狂热和迷信的地步：
我对江青操心京剧革命留下深刻印象，她说她身体不好，出来散步，带一个马扎，走几步，休息一下。她说一直在考虑北京京剧团的剧目，说她身边没有人，只好跟护士说：“北京京剧团今年没有一个戏，全团同志会很难过的。”我为她的装腔作态所迷惑，心里很感动。
（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