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出走海外后，在陈公博主导下，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改组国民党为诉求的思想宣传运动。这场以左派激进面目出现的运动赢得了一大批清党之后处于苦闷、彷徨中的年轻国民党员的支持。1928年冬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被人呼为“改组派”。陈公博是改组派的实际领袖，而置身海外的汪精卫则充当“精神领袖”。
1929年3月15日，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大会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左翼的改组派和右翼的西山派均被排斥。这一权力资源分配的新格局，埋下了日后改组派、西山派与地方实力派联手反蒋之伏笔。
北伐军事告终，蒋介石决心裁减军队，召开国军编遣会议，激起地方军人的猜疑和不安，进而爆发一连串的反抗南京中央的行动。三全大会结束之后，改组派感到缺乏武力后盾，难以与南京中央相抗衡，于是有意联络地方军人反蒋。
1930年，以阎锡山、冯玉祥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联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代表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代表的西山派，形成反蒋势力大联合，先在北平开会另立党统，进而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原大战。
反蒋大联合内部，文与武、新与旧、左与右，既相互利用，也相互冲突。文人使武人师出有名；武人则为文人做后盾。阎锡山、冯玉祥各怀鬼胎，“阎阴谋，专博旧社会之同情，联旧派以反对中央；冯阳忿，迎合新潮派之趋向，联新派以反对中央。”
改组派是党内左派，本与右翼的西山派不共戴天，此次与西山派妥协携手，令改组派的广大追随者大失所望。 从某种意义而言，扩大会议的召开，象征着国民党左派的结束。改组派从此不再带有左倾激进色彩，仅成为“汪派”的代名词。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汪精卫的支持者，多为党内青年；而胡汉民的支持者，多为党内“老同志”。 蒋胡合作的三四年间，党内元老相对保守的政策主张多被南京中央采纳。阅蒋介石日记可知，1927－1930年间，蒋介石会经常主动征询和听取党国元老们对时局的意见和建议。蒋对吴、张、李、蔡“四老”尤为倚重。如罗家伦1931年谈及“商山四皓”时即提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他们几个人在政治上有一种特殊的势力，虽然不是亲自当权，而遇着重要问题，似乎非要和他们商量不可。蒋对于他们，也是抱着一种特别尊重的态度。” “四老”中，吴、李、张更乐意参政议政。1928年10月，蔡元培在致吴稚晖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此次国府委员名单及院长与主席人选，完全由先生及张、李两先生提出；诸先生不避嫌疑之勇气，固有可佩，然未免太露骨。”
这一时期，胡汉民的右倾立场与国民党元老们的保守趋向更相妥恰。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在日记中多次忆述南京政府初期的政策转向：
犹忆十七年春开第二届第四次全会时，为民众运动问题辩争激烈，老先生如李石曾、蔡元培等主张不要民众运动，以为运动所以反对军阀，今军阀已倒，绝无必要，彼时在我个人甫从山东办党来京未久，乍闻此言，实感痛心，盖我等与共党争者，民众为一大问题，互夸己党真正代表民众解放民众者，至此中央公然主张不要民众矣。老先生之言，卒被采纳，党的基础空矣，又一反总理改组本党之意义矣。
王子壮虽非左派，但其立场显然站在“青年”一边，对李石曾、蔡元培等一批“老先生”颇有微词，甚至认为“老先生”不了解革命的意义：
以胡先生前来主持党务，元老派之主张完全胜利，然吾党之一蹶不振，此其端也。……益以一部分老先生根本不了解近代革命之意义，以故革命成功数载，党员悲观消极者所在皆是，对国是前途，无不深感烦闷，至投机份子之混入，更足混淆黑白，是不得不谓之革命的失败也。
